电报房那天从早响到晚，发报员的指头到最后都磨破了皮。
不是一份电报，是几百份。
加急，明码，发往北平、天津、南京、武汉、广州、成都、重庆、长沙、厦门、福州，所有有大学的地方。
电文内容相同，落款是辽军指挥部，大印鲜红：
户城大学成立，招教授，招学生，招工程师。
教授月薪三百块大洋起步，有重大项目者翻倍。
学生包吃包住包学费，成绩优者另发津贴。
辽军企业优先录用，入职即分房，结婚即分地。
明码发报，意味着所有电台都能截收。
军统能收到，中统能收到，日本人能收到，全国各大学的电报房也能收到。
这正是院长要的效果。
他要让全华夏都知道，户城在招人。
最先动的是北平。
清华园、燕园、北平大学，电报房一夜之间收到几十份转来的电文。
学生们挤在布告栏前面，有人念出声，有人用笔记，有人当场就转身往宿舍跑。
一个物理系的学生把书包往床上一甩，对同屋说：
“我要去户城。”
同屋正趴在桌上算题，抬起头来，推了推滑到鼻尖的眼镜：
“你疯了？学位不要了？”
“学位？辽军在户城打鬼子的时候，你在算题，现在人家招人，你还在算题，我不算了。”
他把桌上的书往箱子里一塞，动作快得像抢火。
不到三天，北平火车站挤满了学生。
有的拎着藤箱，有的背着铺盖卷，有的只夹着一个皮包，里面装着书和几件换洗衣裳。
站台上人来人往，汽笛声一声接一声。
一个戴圆框眼镜的瘦高个教授站在车厢门口，被几个学生围住。
学生们七嘴八舌地问：
“先生，您也去户城？”
“去。”
“您不是刚被聘为系主任吗？”
“辞了。”
教授把票递给检票员，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学问在哪里做不是做，但做学问的人，得去需要学问的地方。”
天津、南京、武汉、广州，同样的场景在每一个火车站上演。
南下和东去的火车一趟接一趟，车厢里塞满了人，连过道都坐满了学生。
有的车厢里有人在唱歌，有的车厢里有人在打牌，有的车厢里有人在辩论。
一个留着短发的女学生站在车厢连接处，对着窗外飞速掠过的田野大声说：
“我要去户城造飞机！”
旁边一个男生探头看了一眼外面的云，笑着说：
“造飞机得先学数学，你微积分过了吗？”
女学生瞪了他一眼：
“你管我。”
火车过江时，所有人挤到窗边，看着浩瀚的长江，沉默了片刻。
江面上有辽军的炮舰在巡弋，舰艏劈开的浪花像两道白练。
有人低声说：
“那就是辽军的船。”
旁边的人接话：
“以后我们造的船，比这个还大。”
上海火车站。
站台上已经站满了人。
接站的不是普通招待，是谭海亲自带着一队辽军士兵。
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灰布军装，领口的扣子系得一丝不苟，腰间别着一把匣子枪。
他身后停着十几辆卡车，车头挂着红绸，车厢里铺着新草席。
他把手里的名册翻开，对着出站的人群喊：
“户城大学的新同学，这边走！东西放车上，人坐车斗里，别挤！”
他的嗓子已经喊哑了，但每个字都带着一股使不完的劲。
学生们从出站口涌出来，背着包，拎着箱，扶着老人，抱着孩子。
谭海看见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被人搀着走出来，连忙迎上去。
老者姓周，是北平大学化学系的主任，五十多岁，留学过英国，手里提着一个旧皮箱，皮箱角都磨白了。
谭海接过他的皮箱，在手里一掂，沉甸甸的，全是书。
“周先生，车在那边。”
周先生点点头，走了两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火车站的大钟。
钟面上的指针在灰尘里走得很慢，很稳。
他看了一会儿，转过头来，对谭海说：
“走吧。”
卡车队在街上驶过。
上海市民站在路边看着，看着一车一车的年轻人从眼前经过。
有的年轻人站在车厢里，扶着车斗的栏杆，朝外张望。
街两边的建筑在午后的阳光里亮着，橱窗里摆着东西，行人穿着各色衣服。
一个学生忽然举起手来，朝街边的一个工人挥了挥。
那工人愣了一下，也举起手来，朝他挥了一下。
车队驶出市区，沿着公路往北。
路两边的田野从水田变成旱地，从稻田变成棉田，又从棉田变成荒地。
荒地后面出现了工地。一片一片的工地，塔吊的铁臂在天空里转来转去，脚手架上爬满了工人，混凝土搅拌机发出“轰隆轰隆”的声响。
工地外围的围栏上刷着标语，白底红字：
“建设户城，振兴华夏。”
学生们扒着车栏杆往外看，有人念出声来，念完之后车里安静了几秒，然后有人低低地说了一句：
“到了。”
卡车在户城大学门口停下来。
校门是临时搭的，两根木柱顶着一块横匾，匾上是院长亲笔写的字：
户城大学。
字写得不工整，但每个笔画都带着一种压不住的力道，像刀劈斧砍出来的。
门口站着一排辽军士兵，持枪肃立，向每一个进门的学生敬礼。
校园里，原来的兵营被改造成了教室和宿舍。
兵营的砖墙被刷上了白灰，窗户换成了大玻璃，屋顶加了气窗。
教室里的黑板是新的，粉笔码得整整齐齐。
宿舍里的床是上下铺，铺着新褥子和白布床单，每张床头摆着一个搪瓷脸盆和一只牙杯。
有学生把包往床上一丢，把脸盆拿起来翻看底下的印记，搪瓷底上印着两个红字：
“户大”。
当天下午，又有十几辆卡车开进来，卸下来一箱一箱的仪器。
有显微镜，有天平，有化学试剂，有物理实验用的电表和线圈。
学生们围上去，帮着搬。
一个物理系的学生抱起一箱电表，在怀里掂了掂，对旁边的人说：
“全新的，德国货。”
旁边的人凑过来看了一眼箱子上的标签，点点头：
“辽军真舍得花钱。”
天黑之前，又有两列火车到了。
一列从南京来，一列从武汉来。
从南京来的那列车上下来几个穿着西装的老先生，有人认出来，那是中央研究院的几个研究员。
从武汉来的那列车上下来的人更多，有教授，有讲师，有刚毕业的助教，有带着孩子的年轻夫妇。
站台上的人越聚越多，卡车一趟一趟地跑，行李堆得像小山。
院长是在开学大典那天来的。
大典在校园的操场上举行，没有礼堂，就用帆布搭了一个大棚。
棚子里摆着几百条长凳，凳子上坐满了人。有学生，有教授，有从辽军各部队抽调来的技术军官。
棚子外面的空地上也站满了人，挤不进去的就站在外头听。
院长从棚子侧面上台的时候，所有人站起来鼓掌。
掌声响了很久，像潮水一样，一浪推着一浪。
院长穿一身新军装，领口扣得严严实实，空袖管掖在腰带里。
他站在台上，看着下面那些年轻的、陌生的脸。那些脸有的瘦，有的黑，有的带着长途跋涉的倦意，但每一双眼睛都是亮的。
他忽然想起自己二十岁的时候，在东北讲武堂里第一次听老帅训话，也是这样的眼睛，也是这样的亮。
他没有拿稿子。
他用手扶着讲台的边沿，身子微微前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