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5章传播力
美国政府状告私人作家，结果竟然还告输了————
余切忍不住询问詹克罗，当年他怎么处理好那一堆麻烦的。「水门事件」在美国历史上是一次重磅事件，它间接的削弱了华府的权力，而且成为了媒体这个「第四权力」的得意案例。
詹克罗道：「我是个专业的诉讼律师，尤其擅长和当地政府进行谈判！在水门事件」之前，我没有想过我会从事这个行业！」
「你之前从来没有和出版社接触过吗？」余切问他。
「是的。」詹克罗老实说。「我现在是一个懂法律，懂出版，但不懂文学的经纪人。
可是我做的比其他人更好。」
这是詹克罗和余切在欧洲的西语文学合伙人「卡门」的区别。
这些经纪人越来越「专业化」了。
卡门是个在巴塞隆纳街头卖水果起家的贩子，她涉猎黑白两道，她至少懂得一些文学，也喜欢文学————而眼前的詹克罗对文学一窍不通，他也几乎不参与到余切的生活当中来。
为了解释他现在的重要性，詹克罗描述了在纽约「出版经纪人」的发展趋势：八十年代开始，传媒变得越来越重要，GG、发行等前置活动，甚至超过了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至少在销量表现上是这样。
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不断变化，如果有人能在热点爆发时顺势推出作品，他可以一举成名；如果没有营销的推波助澜，就算是一流的作品，也可能被海量的信息埋没掉。
「我们现在也很受出版社的欢迎。有时天才作家们和书商谈不拢，就需要我们站出来调和！」
詹克罗说：「因为只有我们是真心要做生意，只有我们在促成生意，我们的主要价值就在于这。」
这让余切想到了后世英国的J.K.罗琳，其创造了全球最畅销的奇幻文学作品《哈利·波特》。而这个文学品牌一开始被多个出版商拒绝，直到被某大牌经纪人相中，于是火遍全球。
「你为什么想要和我合作？」余切又问他。
詹克罗说：「我是被您和弗里德曼的论战所吸引来的，我好奇于一个中国人，怎么能在美国这里打败弗里德曼？此前我只了解您写的一些小说————但我对那些并不感兴趣————」
「为什么现在感兴趣了？」
「因为你是现存作家中，最符合这个趋势的人，您是天生的巨星。作家明星化，科学家也明星化，政治家也明星化————」詹克罗神色激动，满脸都是憧憬道，「您无意识的走到了最高位，其他人都不如你。」
他列举了不少案例。
譬如詹姆斯沃森，其学术地位诡异的被他的自传《双螺旋》拔高些许，当然，这本书后来也成为他的罪证；NASA的萨根博士正在写一本有关于「黯淡蓝点」的传记小说，弗里德曼是靠写反苏的《通往自由之路》一举成名的————
这些名人中，最典型的是远在英国的霍金博士。霍金是个理论物理学家，余切在经济学领域的「黑洞理论」正借用了霍金对黑洞的研究。
但霍金原版的「黑洞理论」是一个无法被证实的研究，因而霍金终生不能获得诺奖，从学术荣誉上讲，他是不如许多人的。
但是在几年前，霍金写了一本科普史上的旷世巨作《时间简史》，这本书简化到全文只有一个质能方程，发行后大受欢迎，被翻译成数十种语言，销售了上千万册，霍金成为大众眼中继「爱因斯坦」后最知名的科学家。
因为他的存在，整个英国理论物理学界的档次，似乎都被拔高了。
难道我是这样的人？
余切回忆起马尔克斯乖张的行事风格，这是不是也让老马成了个作坛的大网红？
就像后世国内最有流量的作家，余桦、管谟业等人一样？
詹克罗最后道：「您和弗里德曼的辩论是完全有益的，就算是变成了漫长的论战也没有关系。」
「抵达彼岸的时间越长，您最后的地位就越高————而那时，您仍然比很多人更年轻，他们却不再有任何时间了。」
这个詹克罗说得全场都沉默了。
除了余切之外，还有哈珀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十月》的陈东杰、加拿大汉学教授金介甫两人也在这里。
金介甫和陈东杰两人真是目瞪口呆！
原来这个美国人也在研究「余学」，可他的研究方向，却和过去的研究者全然不同，但也能合乎逻辑。
深夜，陈东杰忽然和金介甫聊起了之前在豪华酒店的见闻：「那个美国富商，到底看不看小说呢？」
「你说那个说我们是小偷」的白人富商？」金介甫说。
「对！」
「当然是不看的！」金介甫回忆道，「那个人说的几句话，有哪一句像是读过书的人？《2666》、《白夜行》————有几本书是他真心看过的？更不要说《狩猎愉快》、《大撒把》这些精品？」
「可他却是余老师的深度书迷！」陈东杰道。「我终于明白了！到现在，就算是余老师一个字不写，一本书不卖，他也是个大作家！」
「读者因为他是余先生才跟随他！他不是因为那些书成名的，他本来就有非凡的魅力！」
「他就是不写小说，他做其他的也能成功！」
此话说罢，陈东杰一通万通，顿时也醒悟了国内的文坛为何每况愈下。
过去的《高山下的花环》、《乔厂长上任记》全是影响社会的重磅小说，作家们是为民请命的民间领袖。可他们只以为是自己的小说写的精彩，到现在自然要落伍了。
于是，在那篇「余学」研究报告上，陈东杰除了「洞悉力」之外，今天又加上了「人民」二字。
人民是不是太大了？
想来想去，陈东杰改成了「群众」两个字。他辗转反侧，一晚上都睡不著，到第二天终于交给余切审阅。
「群众？这话是不是太大了？」
「不大，不大！」陈东杰说，「我已经调整过一轮，说实在的，我心中想写的比这还要大！」
「你心里面就这么觉得余学好？」
「当然了，一句顶一万句啊！」
余切看到这篇「余学研究」很欣慰。他望著眼前的陈东杰：小陈已经越来越像是《十月》三代目的样子了。
陈东杰历史上确实是《十月》的三代目。
他准确发现了文学消退的真相：八十年代，由于各方面因素，作家事实上成为了意见领袖，兼任调查记者、娱乐明星等等。
其实很多人是不看文学的，至少是不能分辨文学好坏的一大众对这个作家的评价，完全看这个作家到底干了多少真事儿。
等到特殊时期，这一特殊地位一消失，作家自然就走下神坛了。
作家应争取这些夹缝中的表达权利，而不是满脑子钻研文字—这没用！
「你写的可以，就是把我夸得太多，我受之有愧。」余切说。
陈东杰当然不会谦虚：「我把文章发到《十月》编辑部，看看编辑们怎么评价？我相信他们会给出妥当的评价！
这篇名为《群众中的余先生》的文章传真到了京城。
不用多说，老编辑一拍大腿，副社长张守任道：「这样的文章不发去《十月》，还有什么担得起？」
全体一致通过。
《十月》是有个文学赏析板块的。1991年六月刊的《十月》，久违的迎来了销量的大上涨。不仅上面连载有余切的新小说《一个都不能少》，更有随行编辑陈东杰对余切的研究稿。
在这篇研究稿中，读者看到了余切赴美后如何被海外读者欢迎，即便是《一个都不能少》这样的纯中式小说，竟然也引得美国人来捐款。
「余老师把群众路线都贯彻到美国人身上了！」
这一年，内地作家管谟业正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参加文学活动。在这里，他见到「余学」盛况，几乎所有人都和他询问他和余切生活的细节，那些人的眼中充满希冀，即便管谟业把一件事情讲了许多遍，他们还是百听不厌。
「我一开始是余先生的书迷，像你们说的，我属于是余主义分子」，1985年杭城会议我还和其他人大吵一架，就因为京城来的陈建工批评了余先生，而我认为他没有那个资格————」
「等到了余先生开班授课之后，反而不如那么亲近了。为什么？因为余老师的老想著把我拧」过来，而我不愿意————」
「他为什么要拧」过来？是这样的，他觉得我不应该写什么魔幻现实主义，可我实在是控制不住！」
管谟业来马来西亚是领奖来的，赚钱来的。过去几年，管谟业已经在华人世界闯荡出名声。
他小说《红高梁》被导演张一谋翻拍成电影之后，赚了四千块钱，之后又迎来了版税时代，他终于「暴富」了！
这段合作相当愉快，因此张一谋让管谟业再写一个本子，要求「一有大场面，二有农村题材」，等到管谟业把小说《白棉花》写出来之后，张一谋看了却不答应了，说这「小说为了拍电影而写，不好」。
事情黄了！
而且张一谋如今是大导演，身边多的是愿意提供剧本的作家。他有十个百个「管谟业愿意上门合作。
以前，作家代表文坛统治影视圈，任何导演、影帝影后，都要求著大作家给剧本。而现在起了一些变化：厉害的导演，已经能对作家挑挑拣拣。
作为亲历这十年沧桑的管谟业，还是挺唏嘘的。
那么，如果是余老师会怎么样呢？
张一谋不敢放肆了，很小心：「我至今为止还没有得到过余老师作品的拍摄权，因为西影厂买不起。不过，只要余老师点头，我自然会放下其他事情，全力准备他的作品。」
说到这里，张一谋想到管谟业传闻中是余切的学生，说话顿时客气了许多：「你还要想拍电影，只管和我说，就算我拍不了，我也能让其他人想办法————总有感兴趣的不是吗？」
管谟业很尴尬：人和人的差别真是太大了！
他从未承认过是余切的学生，但大家都这么认为，有时他也稀里糊涂的接受了那些好处，现在他也不好说不是了。
当晚，有内地作家带来最新《十月》六月刊，管谟业看了《一个都不能少》。
一晚上过去，等到放下杂志，天已经微微发白。
在床头边，摩挲著杂志纸页的手指头上，是管谟业微张著的嘴的脑袋，他极为震撼。
他不知如何形容，他只是看完后怅然若失。这让他想到自己青少年时期，当时王蒙写的《青春万岁》很火，不过这本书属于是「禁书」，管谟业为了安全的看完这本小说，躲在稻草垛里面看得如痴如醉，结果他看到忘记了时间，把收谷子的事情都忘记了，父母找到他，把他拖出来打一顿，他也只是仅仅抓住那本《青春万岁》！不要让那本书被抢去了！
如今《一个都不能少》又是这样的感觉。
这个小说类似于《小鞋子》，一个被迫教书的「小老师」，又被迫进城寻找自己丢失的学生————任何人都不是绝对的坏的，任何人都有苦衷————故事质朴至极，越是心思多的成年人，越是看来易受触动。一个人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呢？
他一边写出《2666》这样彻底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一边写出《一个都不能少》这样的乡村作品。
听说是配合「希望工程」宣传的主旋律作品————啊！余切是小县城长大的人，他并不是农村人，可他写得让管谟业看了只想哭！
因为各种原因，马来西亚官方不允许中文作品直接传播。几乎所有人的作品，都靠港、台两地扮演「中介」角色传播开来。
历史上，只有余切、查良庸这些人硬生生顶著封锁，把小说传得到处都是。此次管谟业和沪市女作家王安亿受到马来西亚的华人作家协会邀请，来到这里交流，他们的讲座场场爆满，作品被连载在当地大报《星洲日报》上。
许多马来当地文人，以能够和内地作家见面为荣。
但这种势头其实已经惹怒了马来官方。
想想多少马来华人看「寻根文学」？
管谟业和王安亿，分别是内地乡村文学和城市文学的代表。他们的受欢迎，怎么能不让当地政府感到心惊？
王安亿看到了管谟业手中的小说。她道：「《一个都不能少》？我前些天就看了，不过在这里不宜提起，因为小说被认为有宣传性质————有几个华人朋友特地嘱咐过我，管老师你可要注意。」
「小心我们被马来官方驱逐。」
「啥？」
管谟业震惊了。
这尼玛的，感觉整篇文章都在批判内地的乡村教育不到位啊，也就余切能写出这种尺度的小说吧！这怎么能说在搞宣传呢？
「是这样的！」王安亿谈到了小说的结局，「因为在结局里，小老师魏敏芝和学生用彩色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学生们还对五星红旗敬礼，那篇旗子硬是升在了无人关切的乡村里————这是个大团圆的结局！」
「可是对于有些人来讲，总会觉得心中被刺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