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好身份证回来之后的第二天。
杨记干货店，铺子刚开门，炉子上的水还没烧开，就有人来了。
来的是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穿一身灰布衫，脚上一双黑布鞋，手里拿着一张纸条。
面相普通得很，扔进人堆里就找不出来的那种，但眼睛很亮，进门先扫了一圈铺子，像是在看里面还有没有别人。
大姨站起来，连忙迎上去，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欢迎光临，先生，要买东西？”
“杨太，我是替人跑腿的，过来看看周秉文有没有顺利到香港。”男人露出一口黄牙，笑容中透着市侩。
“规矩我们懂，阿文已经顺利过来了，我这就给你拿钱。”
大姨手里的动作停了停，轻轻点了点头。
“爽快！”男人竖了竖大拇指。
周秉文正在小隔间里叠那条草席。
听见外面的动静，他连忙放下草席走出来，一眼就看见柜台前面站着的那个人。
“你就是文仔吧！恭喜成为香港人。以后大富大贵！”
那人也看到了他，笑着拱了拱手。
周秉文的心跳快了一下。他知道这是什么人。
见到大姨从柜子里拿钱，他连忙拒绝：
“大姨，我带了钱的，我自己出就行了。”
说着，连忙跑回隔间，将包里面的钱一把拿出来。
却发现那个男人已经拿钱走了。
“大姨，这钱给你，你真的帮我太多了，不能再花你们的钱了。”
知道是叶淑芳帮着付了钱，周秉文将手里的钱塞给她。
“你这孩子，钱赶紧收回去。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叶淑芳却怎么也不肯收。
见状，周秉文只得作罢。
只是把恩情记在心里。
周秉文回到隔间，看着手里的钱，舒了一口气。
那笔从潮州一路带到香港的债，终于清了。
之后一整个上午他都在帮大姨整理铺子。
货架上的干贝要重新装袋，咸鱼要按大小分类码好，虾米要筛掉碎渣。
他蹲在铺子角落里干活，手上沾满了咸腥味，指甲缝里嵌着虾米的碎屑，但忙起来反而心里踏实。
姨丈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快中午了，手里拎着一袋新进的货，在门口卸下来。
进屋喝了一口水之后，才开口道：
“阿文，身份证还没下来吧？”
“没呢。说要两三个星期。”
“没到也不影响，只要那张单子带在身上就行。”
姨丈点了点头。“我今天帮你问了一下，招工的工厂。”他顿了顿，“南丰纱厂你知道吧？荃湾最大的纱厂，两千多工人。我一个老乡在里头当管工，要人的话能说上话。”
周秉文把手里的虾米袋子放下，沉默了几秒。
“姨丈，工作的事情先不急，我想自己先看看。”
姨丈看了他一眼，没追问。他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搁下杯子的时候说了一句：“行。你自己有主意就好。不过别拖太久，现在香港的人越来越多，拖久了可能厂里就不要人了。”
周秉文点了点头，继续低头筛虾米。
关于工作的事情，他这几天其实一直在思考。
他能做什么？
他最大的优势，是知道未来几十年的历史发展。
但这太宏观，和现在的他并没有什么关系。
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个优势。
他上一世生活在二十一世纪。
身边吃的用的，在未来毫不起眼的东西，在这个时候，可能却是稀罕物。
所以，他已经有了大概的打算。
就是先从最不起眼的地方着手。
攒下自己的第一桶金。
下午的时候他跟大姨说了一声，一个人出了门。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他得先做个1969年香港社会经济调查报告。
嗯——丐版。
九月初的荃湾，太阳还是毒辣辣的。
他从鱟地坊出来，沿着沙咀道往前走。
沙咀道是荃湾的主街，两旁店铺林立，一家挨着一家。
冰室的玻璃门上贴着“奶茶、咖啡、多士”的字样，药材铺门口摆着几大缸腌制的咸榄和甘草榄，空气中混着药材的苦味和路边大排档的油烟气。
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有人推着板车送货，有人骑着自行车按着铃铛从人群中穿过去，有人在路边蹲着吃一碗猪红粥——一毫钱一碗。
他走到众安街路口，看见前面围了一圈人。
凑过去一看，是一个卖麦芽糖的小贩。
那人推着一辆木头车，车上放着一个搪瓷盆，盆里装着琥珀色的麦芽糖浆。
小贩用一根小竹枝在盆里挑起一圈糖浆，卷成一个圆球状，插在车沿上晾着。
旁边几个小孩子围着看，手里攥着硬币，一分两分地数。
“麦芽糖几多钱？”一个小男孩问。
“五分钱一个。”小贩说。
那小孩把手里的硬币数了又数，最后只够买一个，小心翼翼地接过那根竹枝，舔了一口，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周秉文站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往前走。
走到沙咀道和川龙街的交叉口，他看见南丰纱厂的厂区了。那是一片灰色的混凝土建筑，几层楼高，窗户一排一排的，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灰扑扑的光。厂房外面围着一道铁栅栏，门口有穿制服的守卫。隔着栅栏能看见里面有人在走动，隐约能听见机器的轰鸣声，闷闷的，像什么东西在地底下震动。
他在栅栏外面站了一会儿。
心想，有朝一日，我也要有这样的厂。
啧啧！
由于正是下午换班的时间，铁门打开了，一群穿着工装的女人从里面涌出来，说说笑笑的，手里拎着铝制饭盒。她们年纪都不大，十几岁到二十几岁，脸上带着下工后的轻松。有人蹲在厂门口的铁皮棚子下面吃一碗面，有人推着自行车往家走，有人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一杯凉茶。
周秉文注意到厂门口有几个小贩。
一个卖鸡蛋仔的，一个卖炸鱼蛋的，还有一个卖汽水的。
鸡蛋仔的小贩面前排了七八个人，那人在铁模上倒面糊、合上盖子、翻面，动作又快又准，铁模里冒出白汽和焦甜的香气。一份鸡蛋仔卖多少钱他没看清，但买的人掏出来的都是几毛钱的硬币。
他又往前走了一段，在一条横街的拐角停下。
那里有一家小小的杂货铺，玻璃柜台里摆着糖果和零食。
他走进去看了看价格——大白兔奶糖，标价是一斤两块五。一包普通的饼干，几毛钱。汽水一瓶两毛。
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柜台后面看报纸，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了。
周秉文走出杂货铺，在街边的石阶上坐了下来。太阳晒得柏油路面发软，空气里有一股热烘烘的尘土味。他坐在那里，把今天看到的东西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后世经济下行时，社会上兴起了一阵夜市摆摊的风气。
看来自己也要去摆摊了。
只不过不在二十一世纪的二十年代，而是提前了半个多世纪。
摆摊门槛低、成本小。
一辆木头车、一口锅、一些原料，就能开张。
今天看到的那个卖麦芽糖的，一个小竹枝一卷糖浆就卖五分钱；那个卖鸡蛋仔的，排队的人没断过。
他要卖的也是吃的——面向工厂下班的女工、放学回家的小孩、街上的行人。单价低、走量大，做得好一天能赚不少。
而且他的优势在哪？他看到那个卖麦芽糖的小贩挑糖浆的动作时，脑子里已经转了几个念头。他在二十一世纪看过太多东西了——网红小吃、短视频里教的简易做法、各种零食的配方。有些东西做起来其实不复杂，只是这个时代还没有人想到去做。
他又想到一个问题：摆摊要不要牌照？他记得好像流动小贩要办牌照，但不清楚具体怎么弄。不过姨丈说过，流动小贩管得没那么严——那个卖麦芽糖的也没有挂牌照，大概是推着车走街串巷，没人管。
他边走边想，绕着周围的街市走了许久，看了许久，直到太阳开始偏西了，才往回走。
回到干货铺子的时候，大姨正在灶台前切菜。听见他推门进来，她头也没回地问了一句：“去哪儿了？一下午不见人。”
“在街上转了转。”周秉文在桌边坐下，端起桌上的凉茶喝了一口，“大姨，我想跟您说个事。”
大姨手里的菜刀停了一下。“你说。”
“我想摆个摊，卖点吃的。”
大姨转过身来看着他，手里还攥着那把菜刀。“摆摊卖吃的？卖什么？”
“已经有初步的想法了。”周秉文说，“今天在街上看了半天，工厂门口一到下班时间，好多人围着买吃的。鸡蛋仔、麦芽糖、炸鱼蛋——都有人买。我觉得这个能做得起来。”
“你有把握？”
“我想试试。做生意谁也不敢保证百分百成功。不过失败了也不怕，毕竟投入不大，就当积累经验了。”周秉文洒脱说道。
“行吧！你自己拿主意。不过——要摆摊的话，跟你姨丈说一声。他在荃湾这么多年，认识的人多，多少能帮你一些。”叶淑芳建议道。
“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