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天刚蒙蒙亮，周秉文就被灶台上的动静吵醒了。
他从小隔间里出来的时候，大姨已经在灶台前面忙了——锅里煮着粥，灶台边上摆着一碟煎蛋和一小碟咸菜。
姨丈坐在桌边，换了一件干净的灰布衫，头发用水抿过，整整齐齐的。
他面前摆着一碗粥，正在慢悠悠地喝。
“起来了？”大姨头也没回，“粥在锅里，自己盛。吃饱了再走，去九龙路远着呢。”
周秉文盛了碗粥坐下，三口两口喝完，又吃了半个煎蛋。
姨丈已经喝完粥了，站起来从柜子上面取下一顶旧草帽扣在头上。
“走吧。早点出发，天气不那么热。”
周秉文把挎包背好，跟着姨丈出了门。
清晨的鱟地坊还没完全醒过来。
市集里的摊档大多还盖着帆布，只有零星几个卖菜的档口已经开了，竹匾上摆着水灵灵的青菜和瓜果。
空气里有一股露水和泥土混在一起的气味，凉丝丝的。
姨丈走在前面。
两人就这么边走边聊着天。
“阿文，听说大陆的高考停了？”
“停了！我本来会到海南当知青的，后面想要出来闯闯，于是就来香港了。”周秉文回道。
“唉，怎么就停了呢？”姨丈叹了口气。
他对这事儿明显想不通。
不过周秉文拥有后世记忆，倒是能客观看待。明朝洪武年间也曾停过科举，想要彻底的改变旧的一些东西，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与时间。
哪怕这个改变只是一时的。
出了鱟地坊之后拐上了一条大路，路牌上写着“青山公路”。
清晨的青山公路上车不多，偶尔有一辆自行车叮铃铃地从旁边骑过去，车后座上绑着铝制饭盒。
“姨丈，我们怎么去？”周秉文跟在后面问。
“坐巴士。”姨丈说，“50号，你来的时候，应该坐过。到佐敦道码头下车。到了那边再走一段就到了。”
他们走到一个巴士站，站牌上写着“50元朗→佐敦道码头”。等车的人不多——都是一些这个时代的上班族。
红色的双层巴士从远处驶来，车身漆着“九龙巴士”的字样。
周秉文跟着姨丈上了车，姨丈在车头的钱箱里投了几枚硬币，拉着他往车厢后面走。
车厢里人不多。
周秉文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姨丈在他旁边坐下来，把草帽摘了放在膝盖上。
巴士启动了。
窗外的景色和前天来荃湾时差不多——青山公路两侧是大片的农田和村屋，偶尔经过一个小墟市，路边有人招手拦车。
但今天的路比那天长得多——50号线从荃湾到佐敦道码头，途经葵涌、荔枝角、长沙湾、深水埗、旺角，全程四十多公里。
车走了将近一个半小时。
窗外的景色一点一点地变化——农田越来越少，房屋越来越密，楼越来越高。
路边出现了挂着繁体字招牌的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密密麻麻的。
街上的人越来越多，自行车和汽车挤在一起，喇叭声此起彼伏。
周秉文隔着车窗看着外面的街景，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看见”香港的城市。
荃湾和元朗跟这里比起来，简直像两个世界。
这里的楼高得多，街上的人穿得也更多样——有穿西装的、穿工装的、穿旗袍的、穿学生制服的。路边的招牌五花八门：茶餐厅、冰室、洋服店、药材铺、金铺、当铺。
巴士在佐敦道码头附近的一个站点停了下来。姨丈站起来戴好草帽。
“到了。下车。”
周秉文跟着姨丈下了车。
脚踩在九龙的地面上，空气里的味道和荃湾又不一样——少了机油和棉絮，多了汽车尾气和路边食肆飘出来的油烟气。
姨丈带着他穿过几条街道。
九龙的街道比荃湾宽，人也更多，熙熙攘攘的。
路边有卖早点的摊子，蒸笼冒着白汽，一个穿着围裙的阿姨在铁板上煎萝卜糕，油滋啦啦地响。
“人事登记处在那边。”
姨丈指了指前面一栋灰白色的建筑。
楼不高，四五层的样子，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人事登记处”几个字，底下有一行英文。
门口已经排了十几个人了。男女老少都有，有的拎着文件袋，有的抱着孩子，有的坐在台阶上等着。
周秉文看了一眼那些人——有穿得整齐的，也有穿得普通的，还有几个看起来跟他差不多大的年轻人，背着挎包，神色紧张。
“人还挺多，我们怕是要等一会儿了。”
周秉文站在队伍末尾，姨丈站在他旁边。
前面的人一点一点往前挪。
他听见前面有人在用粤语聊天，有人在用潮州话低声说话，还有人抱着孩子在哄，孩子哭得哇哇响。
排了大概四十分钟，终于轮到他们了。
一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在门口核对证件，看了周秉文一眼，用粤语问了一句什么。
姨丈上前一步，用潮州腔很重的粤语回答：“我外甥，从大陆过来的，来登记身份证。”
工作人员上下打量了周秉文一眼，又看了看姨丈。“有担保人吗？”
“有。我是他姨丈。”
工作人员递给他们一张表格。“先填表。填完了去里面拍照、按指模。”
周秉文接过那张表格，是一张A4大小的纸，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栏目。表格是繁体字的，还好他都能看懂。
姨丈在旁边凑过来看，指着表格上的空格一个一个告诉他填什么。
“姓名、性别、出生日期、籍贯……”姨丈的手指在纸面上移动，“出生地点写潮州。来港日期——你哪天到的？”
周秉文想了想。“八月三十号。”
“写八月三十号。来港事由——”
“写什么？”周秉文问。
姨丈沉默了两秒。“写‘投靠亲属’。”
周秉文趴在门口的台子上，一笔一划地填完了那张表。
他的字写的很好，这是原身的功劳，这个年代的读书人，大都能写一手漂亮的钢笔字。
填完之后工作人员接过去看了看，点了点头。
“进去吧。到里面的房间拍照、按指模。”
周秉文跟着指示走进了一间小房间。房间里摆着一台老式的照相机，机器很大，蒙着一块黑布，旁边是一把高脚凳。
一个戴眼镜的工作人员示意他坐到凳子上，调整了一下相机的位置。“坐直，看镜头。”
周秉文坐直了身体。闪光灯亮了一下，他眨了一下眼。
“再来一张。别眨眼。”
又闪了一下。
拍完照，工作人员递给他一张卡片，上面有一个编号。“到隔壁房间按指模。”
隔壁房间里，一个年纪大些的工作人员让他把右手食指按在一个墨盒上，然后在一张卡片上印了一下。
黑色指纹清晰地印在卡片上。
“好了。”工作人员在那张表格上盖了一个章，“回去等通知。身份证做好了会寄到你们留的地址。大概要两三个星期。”
“好的。请问办理身份证要付费吗？”
周秉文接过那张盖了章的表格，上面写着他的姓名和一个以“C”开头的编号。然后询问了一句。
“不用，办理身份证免费。”工作人员头也不抬的回道。
“好的，麻烦你了。”
他盯着那张纸看了几秒，把纸折好了放进挎包里。
走出人事登记处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头顶了。
九龙的街道在正午的阳光下白晃晃的，热浪从柏油路面上蒸腾起来，把远处的楼房晃得有些扭曲。
姨丈站在门口等他，草帽扣在头上，手里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支烟，叼在嘴上没点。“弄完了？”
“办好了。”周秉文说着，扬了扬手里的单子。
姨丈点了点头，把烟从嘴上拿下来塞回烟盒里。“走吧，找个地方吃点东西，再坐车回去。”
他带着周秉文拐进旁边一条横街。
街边有一家小小的茶餐厅，门口的招牌写着“鸿运冰室”，玻璃门上贴着“奶茶、咖啡、多士、碟头饭”的字样。
姨丈推开门走了进去，周秉文跟在后面。
茶餐厅不大，五六张卡座，一个长长的吧台，吧台后面一个穿白衬衫的伙计正在冲奶茶。
姨丈在靠墙的卡座坐下，周秉文坐在他对面。
伙计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支圆珠笔和一本小本子。“两位食咩？”
姨丈点了两份碟头饭。
伙计在本子上记了一下，转身走了。
姨丈端起桌上的茶杯喝了一口——是免费的茶水，淡褐色的，带着一股微微的苦味。
他把茶杯放下，看了周秉文一眼。
“身份证下来了，就可以找工作了。”
“嗯。”
“你高中毕业，有文化。”姨丈说，“比那些什么都不懂的人好找工作。不过你也别挑，第一份工，做什么都行。先站稳了再说。”
周秉文点了点头。“姨丈，您当年刚来香港的时候，做的第一份工是什么？”
“在码头搬货。”他说，“那时候刚来，什么都不会。有人介绍就去码头了。搬了两年货，攒了点钱，才跟你大姨开了这个干货铺子。”
他端起茶杯又喝了一口。“香港这个地方，只要你肯出力，饿不死人。”
饭菜端上来了。两份碟头饭，一份是豉椒排骨饭，一份是咖喱鸡饭，米饭上面盖着菜和肉汁，冒着热气。
周秉文端起饭碗扒了一大口，米饭是硬的，嚼在嘴里有一股油香味。
吃完饭，两人又踏上返程的车。
他靠在椅背上，把手伸进挎包里摸了摸那张盖了章的表格。纸是硬的，折痕的地方起了毛，但上面那个以“C”开头的编号清清楚楚。
C。新界区签发。
有了这东西，代表着他即将成为一个真正的香港人。
阳光透过车窗照在他脸上，暖融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