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号者，天子所以奉天承运、与民更始之号也。”
对黄河济水的祥瑞做出了回应后，高殷便申明了自己的主旨：
“自汉武建元以来，历朝因之，然朕观前代，有帝王在位数十载而屡易年号者，譬如梁朝萧和尚，四十八年，七度改元，可谓频矣。”
“然则，年号多易，可曾佑得萧梁江山稳固？侯景围台城，彼僧饿薨宫，江南板荡，宗庙倾覆，可见年号虽与国运兴衰有关，然频而改易，乃人意尔，非天命也，天乃不眷。”
殿中群臣默然，有人微微颔首，有人若有所思。
高殷稍稍提高了声音：“朕尝思之，年号之设，本为纪年便民，非为粉饰太平。一帝在位而数改元，则百姓莫知所从，史册徒增繁冗。况改元之际，往往有大赦、改官、更制，朝令夕改，吏民疲于奔命，此非所以为治也。”
“年号者，所以志岁也。政令施为，非积以岁月不能见功，卿等细思，为官主政时若朝令夕改，则民不知所从，吏无所措手，虽有良法，亦难行也。”
“年号亦然。夫年号本以祈福应天，今若频易，则似天眷之数迁，嘉祥之不再，是以吉号而自弃之，岂不谬哉？且如此一来，年号之改乃系一时之事，或应一人之功，非天子历年之纪。”
“若因灾异而改号避祸，是欺天也；因谶纬而易名希福，是惑民也。使民不知君之在位，疑朝廷之屡易，人心摇动，祸由此生。故年号之设，当以恒久为体，不宜轻改，以彰天子之德，而定天下之志。”
这段话看起来是在年号的称呼上斤斤计较，但对君臣而言，各自都有很深的政治意味。
朝廷立改年号，目的无非是向天下散播政治信号，宣布自身得到了天赐的福瑞，亦或是觉得之前的年岁是垃圾时间，要向世人宣布从此刻开始，国家进入了朝气蓬勃的新时代，所以要改元建新。
但如果是在同一个皇帝的任期内连续发生这种事，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可怖的政治信号，那就是天下人所使用的年号纪元，是根据某个重大政治事件或时间节点来计算的，而不是皇帝本人，就像宇文毓称帝使得周国的天子和王爵分离，给了宇文护进爵为王的机会一样，年号和皇帝本人分离，意味着其他人同样可以根据其他事件或需要去修改年号：
像汉灵帝刘宏死亡后，刘辩继位，改元“光熹”，这时候东汉主要的掌权者为何进与何太后的外戚集团。
四个月后，宦官们发动政变杀死何进，改元“昭宁”，意味着何进已死，天下安宁，昭示天下。
而后董卓入京，废少帝改立陈留王刘协，又改元“永汉”，等于董卓在政治上完全否定了何进、何太后及宦官集团的一切，宣告终结了旧时代，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而后到了年末，又废除了上面三个年号，改回了汉灵帝驾崩时的“中平六年”，不仅是因为一年之内二次易帝、四次改元非常难绷，汉朝好像乱乱的，而且能以此来表示自己延续的是汉灵帝的政治路线，同时灵帝死后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没有主体性，完全否定了何进、刘辩、宦官乃至士大夫们的行动合法性，并宣称自己和拥立的刘协才是汉灵帝的正统继承人。
每一次改元，都是一方势力试图通过更改天命的纪年，确立自身合法性的手段。
这种手段伤害最大的，就是皇帝本人；但由于之前的皇帝们也都干了，所以后世的皇帝不能用祖制来反抗权臣。
于是年号在强盛的皇权手中，是一种有政治影响力的玩具，但等皇权衰落、大权旁落人手的时候，年号就变成了权臣宣示自己掌权的象征，仅次于废立皇帝，比起废立过于极端和容易引起反弹的性质，更改年号则作为一种常规手段，可以试探朝臣的反应，且不容易引起较大的反感。
所以中平之后的初平，实际上是刘协的第一个正式年号，代表了董卓的统治，李傕郭汜等人掌握朝政后，改为兴平，意味着王允这样的逆臣已经被平定，李郭二人继承并延续了董卓的路线，号为“兴平”，而因为天子血脉只有刘协一个，曹操废不了，就只能修改年号为“建安”，以表示彻底和董卓一系的统治决裂。
在曹丕篡汉时，很多人没意识到一个细节，就是曹操在建安二十五年正月去世，刘协在三月份就改元为延康元年。
曹操由于功业不足以推翻汉室篡位，只能把工作交给和汉室关联不大的曹丕进行，刘协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趁着魏国换头的松懈期悄悄把年号给改了，这实际上就有三层暗意：
第一层乃是“延续昌盛”之意，在曹操死亡、魏国纷乱时向曹丕示好，表现我这个皇帝没有趁权臣死亡搞事的意思；
第二层则是暗示大臣搞事，上一个带康字的年号是汉桓帝刘志的“永康”，而永康的时代背景是宦官与士大夫爆发冲突的党锢之祸，宦官势力大获全胜，朝野舆论沸腾，为了舆论考虑，桓帝才改元永康，而刘协在此刻改为延康，则是暗指曹家这个赘阉遗丑的家族正是延续了党锢政治的宦官，要趁着曹贼死亡当口闹事的忠臣们快一点；
而第三层就是当初董卓的反操作，董卓之所以否定三个年号，是因为三个年号更易频繁，让天下人觉得改元如儿戏，天命不稳定，而刘协改元的目的要的就是这个，他先改元了延康，那么曹丕还要篡位的话，就必然也要改元，这一样会有天命不稳定的政治信息，或许可以借着这个阻遏一下曹丕篡位的步伐，拖到延康二年或三年，那局势可能就变了。
可惜这没有用，曹丕最终还是稳固了基业而篡位改元，但从年号所折射的政治斗争中可以发现，频繁改元实际上是一种牺牲皇权威严的贷款，如果投资方有足够的能力收回本金和利息，那是他牛逼，但改元本质上还是一种对皇帝天命的折损。
相较之下，一帝一元则是一种进步，既有效防止了奸臣献上祥瑞讨好昏君，或昏君出于粉饰太平而改年号，从而为了应谶大规模消耗民脂民膏的行动，让喜欢讨彩头的后世皇帝们没什么改元整活的余地；
又确保了年号背后的天命牢牢对应着皇帝，确保帝王的执政方针能够延续，不至于朝令夕改，群臣无所适从。
从经济角度来说，改元则意味着流通钱币也要随之改易，因此改元必铸新钱，这就给民间私铸留下巨大利润，间接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同时短时间内加剧铜料消耗，最后造成钱荒。
而从世情的角度来说，一帝一元相对来说更容易保留皇权的威严和神秘，比如张居正在万历初年的改革，在万历选择扳倒张居正后，很可能就改元表示张居正的执政地位已经不存，反倒使得“万历”这个年号成为张居正改革的专属称呼；
正因为选择了一帝一元，再大的事情都不改元，就会让时人后人回忆起这段历史时，潜意识里的认知是“某某皇帝在位的某段时间”，加强了皇帝本人的存在感，同时会让人们觉得国祚绵长。
像萧衍和朱翊钧都在位四十八年，但萧衍死时是太清三年，万历则是四十八年，一听就觉得万历这个家伙很稳呐——实际上万历比萧衍还小二十八岁。
摘掉了后世内容，向群臣解释了自己对一帝一元制度的考量以后，朝臣们议论纷纷，最后认可了高殷的提议——实际上也拒绝不了——将之纳入了朝廷的体制中。
这也要感谢高洋开了个好头，把天保这年号用到死，给了高殷说事的余地，从这时候开始订立一帝一元制，也方便后人们追溯旧历；以后肯定有许多人会进言改元以应祥瑞，但不管后世子孙能不能参透高殷本意，至少高殷在位时是不会改的，而他现在才十九岁，苟着点起码在位二十年，只要在他这一世咬死了不改，那就能形成惯例。
只要将来能一统天下，那他死后威望就会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生前的旨意也成了祖制，教后世儿孙有年号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