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9章《暧昧》出世
这书稿，其实早在去年秋天就交给了作家出版社。
负责的编辑老李，是社里的老人，头发花白，戴一副深度眼镜，看稿子时鼻尖几平要碰到纸面。
他看完书稿，沉默了足足一袋烟的功夫，才对等在一旁的许成军说：「成军同志，你这书————写得好，胆子也大。」
好，在于不是浮光掠影的游记。
是刀锋般切入日本社会的肌理，从「菊与刀」的民族性剖到「泡沫与骸骨」的经济幻象，再刺向「民主的盆景」下的政治实质。
胆子大，也正在于此八十年代初，中日关系正值官方的「蜜月期」。
民间对日本的印象，正从「鬼子」快速转向「先进」「文明」。
这时候出一本由中国作家写的、对日本进行如此深度甚至不乏犀利批判的书，风险不言而喻。
出版社内部为此开了好几次会。
有人担心「影响友好氛围」，有人觉得「调子过于灰暗」，也有人认为「部分观点过于尖锐，恐授人以柄」。
稿子就这么在编辑部和社领导的案头搁置了段时间，修改意见提了几轮，无非是希望语气更「平和」些，批判更「含蓄」些。
许成军修改了，但骨架未动。
他想写的，不是一个「友好使者」的见闻，而是一个冷静观察者的思考，哪怕这思考带著刺痛。
事情的转机，恰恰来自过去这一个多月那场席卷学界的风暴。
当「许成军现象」从学术圈燃烧到全社会，当他的名字与「文化自信」「主体性」这些宏大命题紧密捆绑，当连樵木、钱锺书这样的重量级人物都不得不对其投以关注和评论时，作家出版社掂量这本书的分量，感觉就完全不同了。
这不再仅仅是一本关于日本的著作。
这是一个正在成为时代文化符号的年轻人，对他所观察到的、一个重要邻邦的深度剖析。
它的出版，本身就可能成为一个文化事件。
社领导班子再次开会。
烟雾缭绕中，副社长赵启明一一一位参加过抗战、解放后转入出版战线、作风果断的老革命，用手指重重敲了敲书稿清样：「还犹豫什么？许成军同志的文章，中央领导都肯定了，理论意义、现实意义摆在这儿。他这本书，正是开放时代与主体自觉」的实践！
让我们看看一个中国青年，用他自己的眼睛和头脑，怎么看一个发达的、复杂的、对我们而言极其重要的邻居。出！按最高规格出！」
「老赵，」
有人提醒，「里头有些对日本政治、经济的批评，还有对历史问题的看法，会不会——
——」
「会不会什么？」
赵启明眼睛一瞪，「我们出的是学术著作，是严肃思考，不是外交照会！许成军写的是事实，是分析，是有理有据的观察。日本有没有泡沫？有没有历史认知问题？他写错了吗？难道只许日本人研究我们，不许我们研究他们？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社长最后拍了板：「出。稿子我看过，观点是尖锐，但材料扎实，论述严谨，不是情绪化的攻击。送审环节，把好关，该有的程序一步不能少。」
八十年代初，一本书的出版，远非后世那么简单。
尤其是涉及外国、涉及敏感话题的著作，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程序。
首先，出版社自身的编辑部和编审委员会要多次审读，提出修改意见，作者修改后形成「齐、清、定」的最终清样。
接著，这份清样要报送上级主管单位——对于作家出版社，就是中国作家协会——进行审核。
作协相关领导及负责外事、理论的部门，会仔细审阅，评估其政治导向、学术质量、
可能产生的社会及国际影响。
这个过程往往伴随著反复的沟通、磋商，甚至可能的修改。
通过后，出版社才能取得「书号」（当时实行定额分配），进入正式的出版流程：排版、校对（至少三校）、制版、印刷、装订。
《我在暖昧的日本》一书，因其内容的特殊性，在作家协会那一关，又额外多走了几步。
书稿被送到了更高级别的宣传主管部门备案，并征询了相关国际问题研究机构的意见o
反馈回来的意见总体是肯定的，认为该书「提供了观察日本的新视角，有利于国人更全面、理性地认识这个邻邦」，「体现了中国学者独立思考和理论建构的能力」，但同时也提醒，在宣传推广时需注意「把握分寸，突出建设性」。
当所有这些程序走完，时间已到了一月下旬。
关于稿酬，赵启明副社长亲自定了调：「许成军同志不是一般的作家，他的作品，特别是这一部，具有超出文学本身的价值。按最高标准给。」
最终合同约定，稿酬采用当时通行的印数稿酬方式。
标准按国家规定的最高档执行。
基本稿酬定为千字十元，而起印数直接定在了13万册。
这意味著，仅前五万册，他就能获得相当于全书字数一遍的足额稿酬：从五万到十万册，按八成支付；十万册以上部分，按六成支付。
在八十年代初，如此巨大的起印数字和顶格的稿酬标准，通常只留给享有盛誉的顶尖作家。
对于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而言，这无疑是破天荒的破格待遇。
当然，这个稿酬对于国际通行标准显然不算高，但是除了表面上的待遇，知名作家往往能获得相较高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待遇。
也算是另一部份「稿酬」。
一九八一年一月底，《我在暖昧的日本》终于摆在了新华书店的柜台上。
深蓝色的封面，简洁的设计，只有书名、作者名和出版社标识。
翻开扉页，是许成军手书的题记：「献给所有在开放中保持清醒，在交流中不忘来路的人们。」
而正文开篇，便以一种近乎冷峻的笔调，将日本在制度、经济、工业、金融等领域令
人眩目的成就，一一铺陈开来。
东京银座彻夜不灭的霓虹，新干线风驰电掣的速度，索尼、丰田遍布全球的产品，终身雇佣制下高效而忠诚的企业军团，精密如同钟表的社会运行————
这些描述，对于绝大多数尚未踏出国门的中国读者而言，不啻于打开一扇窥见高度现代化社会的窗户，冲击力是直接的、视觉化的。
然而，这仅仅是「展示」的第一步。
随著阅读深入，许成军笔锋渐转，带领读者穿透这层繁华的表象，去审视其下的「暖昧」.
经济奇迹背后的泡沫与焦虑，民主制度表皮下的派阀世袭与官僚主导，精致礼仪掩盖的压抑与「耻感文化」，以及面对历史时那种刻意模糊与回避的集体心态。
他不是在简单地「唱衰」或「批判」，而是在进行一场艰难的解剖，试图理解这个「熟悉的陌生人」内在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并从中提炼出对于正在现代化道路上疾行的中国而言，至关重要的镜鉴与警示。
这本书上市之时，正值许成军那篇《开放时代与主体自觉》引发的讨论尚未完全平息，社会上的情绪仍然复杂而敏感。
一方面，是因其理论成功和「文化自信」倡导而生的自豪感；
另一方面，是《走我们自己的道路》一类文章所撩拨起的、对「盲目崇洋」的警惕甚
至抵触。
就在这个微妙的节骨眼上，《我在暖昧的日本》来了。
它开篇便浓墨重彩地展示「外国」（而且是那个曾给我们带来深重灾难、如今又让我们心情复杂的近邻）的「成就」，这本身就像是一盆冰水，浇在了部分正陶醉于「我们也很行」情绪中的人们头上。
可以想见，这本书的出版，将在已经足够喧闹的舆论场中，投下怎样一颗重磅炸弹。
它将迫使人们面对一个也许不那么令人舒服，却无比真实的问题：当我们谈论「文化自信」「走自己的路」时，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那些走在我们前面、拥有我们需要学习的经验（同时也有我们需要警惕的教训）的「他者」？
许成军用他的新书，将自己关于「清醒的自信」「开放的自信」的思考，推向了一个更具体、也更危险的实践层面。
冲击，已在所难免。
新华书店的柜台前，已经有人拿起这本深蓝色封面的新书，翻开，阅读。
他们的脸上，露出惊讶、沉思、不解、乃至蹙眉的复杂神情。
这算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一九八一年一月末，浙省海盐。
武原镇卫生院那间朝北的牙科诊室里，弥漫著消毒水的气味。
窗玻璃上凝著一层薄薄的水汽，窗外是灰蒙蒙的冬日天空，以及镇上低矮、潮湿的屋顶。
余化刚送走上午最后一个病人一个因为牙疼而龇牙咧嘴、最终被拔掉一颗臼齿的渔民。
他摘下口罩和橡胶手套，扔进搪瓷盘里，走到洗手池前，拧开龙头。
冰冷的水流冲刷著手指，带走些许疲惫。
他抬眼看了看墙上的挂钟，十一点半。
还有半小时午休。
自从决心辞职之后，这样的日子似乎也不难熬了起来。
换一种心思对待这份工作，发现工作本身也并不难熬。
难熬的其实是受限的未来，和不知所措的希望。
他擦干手，从白大褂口袋里摸出一本折叠起来的《文艺报》，靠在窗边的木头椅子
上，就著窗外透进来的寡淡光线，看了起来。
报上照例是些文坛消息、作品评论、理论争鸣。
他的目光匆匆掠过那些熟悉的名字和话题，最后停在一则新书预告上。
「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许成军最新力作《我在暖昧的日本》」
下面是一小段内容简介：「青年作家、学者许成军，继理论探索引发学界广泛关注后，将其敏锐目光投向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本书并非寻常游记，而是以深刻的文化观察和扎实的史料为基础，对日本社会之民族性、经济奇迹之两面、民主制度之实态、以及其历史认知之暖昧」，进行的一次大胆而冷静的解剖。为认识日本、亦为反观自身，提供了一面不可多得的镜子。」
余化的目光在「许成军」三个字上停留了片刻。
这个名字，这半年多来，实在是太响了。
而且不是作为作家许成军的响亮。
而是什么思想家、理论家。
响到连他这样身处江南小镇卫生院、每天与钳子、钻头和呻吟的病人打交道的年轻牙医，都不可避免地一次次听到、看到。
从「器物论」到「文化自信」，从钱锺书的点评到樵牧的定调，再到前些天那场关
于「开放」与「道路」的大辩论————
这个只比他大两岁的年轻人，仿佛一夜之间就站到了时代思潮的漩涡中心。
余化心里有种复杂的感受。
羡慕吗？
或许有一点。
但更多的是好奇，以及一种隐约的、同行间的审视。
他也在写东西，偷偷地写。
在值夜班的间隙，在午休无人的诊室，在充满药水味的宿舍里，他往稿纸上涂抹著一些故事，一些关于这个潮湿小镇、关于生死、关于某些荒诞瞬间的碎片。
那些稿子有的寄出去石沉大海，有的被退回，编辑的意见往往含糊其辞。
有的刚被《收获》采纳。
他还在摸索，在寻找自己的声音和道路。
而这个许成军，似乎已经找到了，而且声音如此洪亮，道路如此开阔。
《我在暖昧的日本》————
余化咀嚼著这个书名。
暧昧？日本？
他对日本的了解，大多来自小时候看过的《地道战》《地雷战》电影里凶神恶煞的「鬼子」，来自广播报纸上偶尔提及的「新干线」「松下电器」，以及近一两年开始在小县城百货商店柜台里出现的、贴著奇怪商标的「日本电子表」「计算器」。
那是一个遥远、陌生、交织著历史伤痕和现代好奇的复杂存在。
许成军会怎么写它？
午休铃声刺耳地响起。
余化收起报纸，脱下白大褂，挂在门后。他跟同事打了个招呼，便裹紧那件半旧的藏蓝色棉袄，走出了卫生院阴冷的大门。
街上行人不多，寒风扑面。
他习惯性地朝镇中心的新华书店走去。
这家书店不大，两间门面，玻璃柜台里陈列著有限的几种图书和报刊。
他是这里的常客，有限的工资除了吃饭，大半都换成了书和文学杂志。
今天，书店柜台里显眼的位置，摆著一摞新书。
深蓝色的封面，简洁的标题。
正是《我在暖昧的日本》。
余化几乎没有犹豫，掏出钱包。
书价不菲，几乎是他月工资的十分之一。
他付了钱，从售货员手里接过那本还带著油墨清香的新书，封面触手微凉。
他没有回卫生院宿舍，而是拐进了街角一家小小的面馆。
要了一碗最便宜的阳春面，在靠墙的角落坐下。
面还没上来，他已经迫不及待地翻开了书。
开篇，是冷静到近乎剥离情感的描述。
东京密集如森林的高楼，银座流光溢彩的夜晚，流水线上精确如舞蹈的工人，证券交易厅里闪烁跳跃的数字，新干线列车以令他难以想像的速度划过原野————
文字精准，细节丰沛，构筑出一个高效、整洁、富足到近乎科幻的现代世界图景。
余化看著，嘴里嚼著无味的面条，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
他生活的海盐，街道狭窄，房屋低矮，运河的水总是泛著浑浊的绿，空气里是海腥气和煤烟味。
卫生院的条件简陋，拔牙有时还得靠锤子敲。
而书里写的那个日本，仿佛是他手中这本粗糙印刷的书籍之外，另一个次元的真实存在。
这种直接的、物质性的对比冲击，比任何理论说教都更强烈。
但许成军显然不止于此。繁华图景的笔调渐渐沉淀，转入对「菊与刀」民族性的剖析，对「耻感文化」与集体行为的勾连，对经济奇迹之下房地产泡沫、金融投机、终身雇佣制双刃剑的冷静观察。
再往后，是对「民主盆景」的审视，对媒体「自由」与「自律」间摇摆的揭示，以及对历史问题「暧昧」态度的诘问。
余化读得很慢。
面汤早已凉透，凝结了一层白色的油花。
他浑然不觉。
吸引他的，不仅是那些关于日本的、令他大开眼界或深思的内容，更是许成军叙述的
方式。
那不是炫耀见识，不是情绪宣泄，甚至不完全是批判。
那是一种————解剖。
像他拿著手术刀面对一颗病变的牙齿，冷静地剥离牙龈，找到病灶，审视其结构、成因、以及可能引发的更深远问题。
只不过，许成军的手术刀是文字，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活生生的现代社会躯体。
这种冷静、精准、敢于深入肌理甚至骨骼的笔力，让余化感到一种战栗。
他想起自己那些涂鸦般的小说稿，写小镇青年的苦闷，写生死边缘的恍惚，写一些莫名其妙的感觉。
与眼前这本书的视野、气魄和穿透力相比，显得如此————小儿科。
「暖昧。」余化合上书，目光落在封面上这个词。他似乎有点明白了。
许成军不是在简单地赞颂或贬斥，他是在描绘一种复杂的、充满矛盾和张力的真实状态。
这种真实，或许比单纯的好坏标签，更接近世界的本相。
面馆老板过来收碗，诧异地看了他一眼：「小伙子，面都凉成冰了，想啥呢这么入
神？」
余化回过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付了面钱，拿著书走出面馆。
寒风依旧，但他的脑子却异常清醒，甚至有些发热。
他走在海盐熟悉的、有些破旧的街道上，看著两旁熟悉的店铺、行人、自行车，感觉却有些不同了。
仿佛透过这些日常景象，能看到更远处的一些东西，一些关于现代化、关于传统、关于一个民族如何在世界中自处的宏大命题。
而这些命题，此刻正被一个叫许成军的年轻人，用一本关于日本的书，如此尖锐地提了出来。
他回到卫生院，下午的病人不多。
在等待的间隙，他再次翻开书，跳读到关于历史「暖昧」与精神「无根」的那些章节o
许成军写道：「一个无法与自身历史所有黑暗面达成真正和解的民族，其繁荣能持续多久？其精神能走多远？」
接著是那句：「而中国，不能暧昧。我们必须清晰————」
余化靠在冰凉的墙壁上，诊所里消毒水的味道似平更浓了。
他忽然觉得，自己那些关于小镇生死的琐碎书写，或许并非全无意义。
但如果要写出真正有分量的东西，或许也需要这样一种更宽阔的视野，更沉实的追问，以及直面复杂现实的勇气。
许成军的书，像一扇沉重的铁门，在他面前哐当一声推开了一道缝隙。
门后不是答案，而是更庞大、更纷乱、也更真实的世界，以及一个写作者在面对这个世界时，应有的野心与清醒。
窗外，天色依然阴沉。
但余化觉得，自己心里某处，好像被这本书，擦亮了一点微弱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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