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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8章走向

这个世界有两个小朋友,有莱特,有瑞特,相互争吵,平时互相消耗,大家觉得不好,日子将就裱糊。

可是一旦天平压到了另一方,就成了超级莱特和超级瑞特,你发现也不是那么太好。

一九八一年刚开年,空气里就飘著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躁动。

这躁动,不全是因为许成军。

或者说,不单是。

元旦过后没几天,一个消息就像长了翅膀,飞遍了大江南北:聂伟平拿了国手战冠军。

一月三号那天晚上,许多人家里的黑白电视机,都调到了中央台。

屏幕上是京城比赛现场的实况录像,解说员的声音激动得有些发颤:「聂伟平九段执白,中盘胜!这样,他以七胜一负的绝对优势,荣获首届国手战冠军!这也是他继新体育杯三连冠、全国个人赛第六冠之后,在八十年代伊始斩获的又一项重磅头衔!」

镜头给到聂伟平特写。

年轻的棋手戴著那副标志性的深色边框眼镜,面容清瘦,神色平静,只在棋局终了、

起身向对手和观众致意时,嘴角才掠过一丝极淡的笑意。

可电视机前的人们,却沸腾了。

上海的弄堂里,几个老爷子围著九寸电视机,拍著大腿:「好!聂旋风!就是要这——

样!」

东北的工厂宿舍,一群青年工人端著饭盒,看得目不转睛:「七胜一负,乖乖,这在国内不就是横扫吗?」

武汉的大学校园,学生们挤在教研室的电视前,有人感叹:「文有许成军,棋有聂伟平,咱们这拨人,是不是要起来了?」

这感慨,无意间道出了某种普遍情绪。

聂伟平这个名字,自1976年在中日围棋对抗赛上刮起「聂旋风」以来,早已超出了围棋圈的范畴。

他一次次在国内赛事中登顶,一次次在中日交锋中取胜,在普通民众心里,他成了中国智力运动的一面旗帜,成了能与东邻那位所谓「围棋王国」一较高下的希望。

历史上,他几乎已一己之力,将这项传统智力运动在中国带火了。

后世什么偶像和八十年代的聂伟平比起来都显得黯淡无光。

他和中国女排一起成为改开出奇的全民偶像和时代英雄。

一项运动的国手被称为英雄,可见一斑。

如今,新年伊始,他便以如此强势的姿态加冕「国手」,仿佛给刚刚迈入八十年代的中国,注入了一针强劲的振奋剂。

这种振奋,与文学界因许成军理论而引发的「文化自信」热潮,微妙地汇流了。

都是年轻人,都在各自的领域里「冒尖」,都带著一股不服输、要争气的劲头。

更重要的是,他们都让人隐约觉得我们中国人,不差。

我们的文化,不差;我们的智慧,也不差。

一种此前被压抑著的、模糊的民族自豪感,如同春雨后的地气,悄然蒸腾起来,弥漫在街头巷尾的议论中,弥漫在报纸广播的字里行间,也弥漫在普通人日益挺直的腰杆和亮起来的眼神里。

自豪是好事。

可自豪一旦失了分寸,就容易滑向它的反面。

一月六日,《文汇报》在第二版刊登了一篇署名「卫华」的长文,题为《走我们自己的道路》。

文章开篇,也提到了聂伟平的胜利,提到了许成军的理论,提到了科技领域传来的捷报。

笔调热烈,充满感染力:「————看,这就是八十年代中国的青年!棋盘上,我们能执子争先,杀得对手片甲不留;文坛上,我们能自创理论,让学界泰斗为之侧目;实验室里,我们的科学家正奋力追赶,一项项空白被填补!事实雄辩地证明:中国人不笨,中国的道路没错,中国的文化更不落后!」

读到这里,许多人都觉得提气。可接下来,笔锋陡然一转:「然而,就在我们取得如此成就的今天,仍有一些人,眼睛只盯著外边。言必称希腊罗马,文必学现代派、魔幻现实主义,经济要照搬西方模式,管理要学习日本经验————仿佛离了洋人的拐杖,我们就不会走路了!」

「这股风,该刹一刹了!」

文章语气变得激昂,「我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许成军同志的理论能引起这么大共鸣?正是因为它告诉我们:解读中国文学、理解中国文化的钥匙,就在我们自己的历史里,在我们自己的器物里,在我们自己的人民生活中!而不是在什么萨特、海德格尔、马尔克斯的书本里!」

「聂伟平九段为什么能赢?靠的是钻研中国古谱,结合自身特点,走出一条有中国风格的棋路!而不是一味模仿日本布局定式!」

「历史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洋务运动,师夷长技,结果如何?器物学了,制度没变,最后照样挨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用之争百年未息,根源就在于总想借别人的衣裳,改自己的身形——能合适吗?」

文章越写越激烈,将「学习国外」直接与「盲目崇洋」「丧失主体」画上了等号,将改革开放中正常的对外交流、借鉴探索,描述成一种危险的迷失。

最后,它喊出了极具煽动性的口号:「是该清醒的时候了!要走,就走我们自己的道路!要学,就先学透我们自己的家底!要自信,就要彻底摆脱那种仰人鼻息的精神矮化!八十年代的中国青年,应该有这样的志气和骨气:用中国的智慧,解中国的问题,写中国的文章,下中国的围棋,建中国的未来!」

这篇文章,像一块巨石投入本就荡漾的湖面,激起的不是涟漪,是巨浪。

它的逻辑粗糙而有力,情绪饱满而偏激,恰恰迎合了部分人在自豪感膨胀时急于「划清界限」「挺直腰杆」的心理。

尤其是在普通民众层面,许多人未必细读过许成军的艰深理论,也未必深究过文化自信的复杂内涵,但这篇通俗易懂、口号响亮文章,却让他们觉得「说出了心里话」。

「说得对!咱们现在也不差了,干嘛老是外国月亮圆?」

「就是,许成军不也没留过洋吗?不一样搞出大名堂?」

「聂伟平下的是中国围棋,赢的是日本高手,这就叫本事!」

类似的议论,在车间、在茶馆、在家庭的饭桌上,开始出现。

更令人担忧的是,一些地方报刊开始转载这篇文章,有的还配发了呼应性的短评。

一种将「文化自信」简单等同于「拒斥外来」、将「走自己的路」粗暴理解为「关门自守」的舆论苗头,开始冒头。

这与改革开放正在深入推进的现实,形成了一种刺眼的张力。

燕园,严家炎拿著这份报纸,眉头紧锁。

他对面的吕必松,脸色也不太好看。

「胡闹!」

吕必松把报纸拍在桌上,「这哪里是走自己的道路」,这是要把刚打开的门再关上!许成军的理论,强调的是主体性建构,是平等对话的能力,不是排外,更不是自大!」

「可普通老百姓,容易被这种情绪带动。」

严家炎叹气,「尤其现在,聂伟平赢了棋,许成军出了名,大家正在兴头上,这种论调很有市场。」

「得有人说话。」

吕必松沉吟,「不能任由这么曲解。文化自信不是文化自闭,改革开放的国策更不能

动摇。」

「谁来说?怎么说?

严家炎问,「直接驳斥?容易被人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现在这气氛————」

两人相对无言。

他们都感觉到了那股正在社会情绪中暗暗滋长的力量,它混杂著合理的自豪、历史的悲情、对落后的焦虑以及对「翻身」的急切渴望,简单而猛烈,不易疏导,却极易被引向歧途。

一月的中国舆论场,开了锅。

《文汇报》那篇《走我们自己的道路》,像一根扔进滚油里的冰凌,炸得僻啪作响。

叫好声、附和声、驳斥声、忧虑声,从全国各地、各种报纸上喷涌而出,热闹得让人眼花缭乱。

《青年报》率先接招,发了篇《自信与虚心一一与卫华同志商榷》。

文章肯定了激发民族自豪感的初衷,但笔锋犀利:「————自信绝非自大,更非排外。

晚清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其败不在师夷」,而在制夷」之策未全、封建之体未变。今日改革开放,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乃至有益文化成果,正是为了加速自身发展,最终实现制夷」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若因噎废食,因怕迷失」而拒绝学习,岂非重蹈故步自封之覆辙?聂伟平钻研日本棋谱,许成军熟读西文原著,何尝妨

碍他们成为中国骄傲」?真正的强大,在于有消化一切养分而壮大自身的胃口与能力。」

这边话音刚落,《文艺争鸣》杂志便刊出一组笔谈,观点交锋更为直接。

一位老作家写道:「《道路》一文,情绪可嘉,逻辑堪忧。它将复杂的文化问题简单化为「中/西」「我/他」的对立选择。许成军「器物论」之可贵,恰在于超越了这种二元对立—器物是中国的,但器物承载的生活史、意义链研究方法,却可沟通人类普遍经验。我们研究《红楼梦》的瓷器,与西方学者研究古希腊陶器、日本学者研究茶道器具,在方法论上完全可以对话互鉴。文化自信,应是对话时的底气,而非转身时的背影。」

另一位青年评论家则从另一个角度批评:「该文有意无意地将学习外国」与丧失主体」捆绑,制造一种非此即彼的焦虑。这种思维,与它所要反对的言必称希腊」的迷信,其实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都预设了一种纯而又纯、固定不变的中国性」或外国性」。但文化的生命力恰恰在于流动、杂交、再生。汉唐气象,正在于包容胡风;五四新文化,正是嫁接西学之果。关起门来「纯种」的文化,只会走向枯萎。」

当然,为《道路》一文叫好、甚至进一步发挥的声音,同样强劲。

某地方省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自己的道路」要义何在?》,认为:「当前思想界有一种倾向,对西方理论不加辨析,囫囵吞枣,甚至以搬弄新名词为荣。许成军现象的出现,正是对这种倾向的反拨。它昭示我们:理论的生机源于脚下的土地。强调走自己的道路」,并非拒绝外来知识,而是要求确立以我为主的主体意识,一切学习、借鉴,最终要服务于认识中国、建设中国这个根本目的。在此意义上,道路」一文虽有偏激之处,但其警醒作用,不可轻忽。」

更有一些小型理论刊物,文章观点趋于尖锐。

《探索与批判》上一篇文章写道:「文化自信」的提法很好,但必须警惕其被学院化、中性化,从而消解其应有的斗争性。自信从何而来?从对自身文化优势的确认中来,也从对西方文化霸权及其国内代言人的批判中来。许成军的理论被一些人解释成可与西方平等对话」的工具,这恰恰弱化了其挑战西方学术话语霸权的锋芒。真正的自信,应当包含说不」的勇气和能力。」

一时间,报纸杂志上硝烟弥漫。

「主体性」「话语权」「借鉴与依赖」「开放与迷失」

一个个大词在铅字间碰撞,各种观点相互辩难、激荡,形成了八十年代初罕见的思想争鸣场面。

这争鸣里,有学理的探讨,有时代的焦虑,有真诚的思考,也不乏门户之见和情绪宣泄。

连《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这样的党报,也持续发文,参与引导讨论,力图将这股汹涌的思潮纳入理性、建设性的轨道。

《光明日报》连发三篇评论员文章,核心观点一以贯之:「提倡文化自信,是为了更好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坚持改革开放,必须立足于中国实际。二者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实践。任何将二者对立起来、非此即彼的观点,都是片面的,不符合国家与人民的根本利益。」

然而,舆论的躁动一旦被点燃,便有其自身的惯性。

在民间,尤其在部分青年和基层群众中,那种因聂伟平连胜、许成军成名而激发的亢奋情绪,与对近代屈辱历史的集体记忆、对快速改变现状的迫切渴望交织在一起,使得「走自己的路,少提外国那一套」的朴素观点,获得了广泛的情感共鸣。

一些单位的学习会上,开始出现对「盲目引进」「崇洋媚外」现象的激烈批评,气氛微妙。

这一切的肇始,竟可追溯到许成军那篇关于马尔克斯和魔幻现实主义的文章。

从对一种外来文学标签的文化政治批判,到「器物论」「中介化」理论体系的提出,再到被赋予「文化自信」构建路径的宏大意义,最后卷入一场关于改革开放方向、中西文化关系的全民性论战一思想的涟漪,竟能扩散得如此之远,影响得如此之深,恐怕连许成军自己都始料未及。

他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赞誉与期许如潮水般涌来,误解与曲解也如影随形。

他的名字,成了一个符号,被不同立场的人引用、阐释、争夺。

一月十二日,《光明日报》在第二版显要位置,刊发了一篇署名文章。

标题平实,却有一种沉甸甸的力量:《开放时代与主体自觉一关于文化自信的几点

思考》。

作者:许成军。

文章开篇,没有回避争议:「近来,关于文化自信、关于如何对待外来文化的讨论很多,观点各异,有些甚至针锋相对。作为一名在师友帮助下、刚刚开始一些理论探索的青年学人,我本无资格对如此宏大的时代命题妄下断语。但鉴于讨论中常提及拙作,为避免更多误解,不揣浅陋,谈几点粗浅的思考,求教于方家与读者。」

姿态放得很低,但接下来,观点清晰而坚定:「首先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在科学技术、经济管理、思想理论等诸多方面,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著全方位的、不小的差距。这是历史造成的,也是现实。改革开放,打开国门,正是为了看清差距,学习先进,尽快赶上。这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需要虚心,更需要耐心。任何轻视差距、盲目自满的情绪,都无助于我们的进步。」

「其次,文化自信,绝不等于,更不能导向闭关自守。」笔锋在此变得沉重,「晚清旧事,殷鉴不远。彼时朝廷中亦有天朝上国」心态,视外来技术为奇技淫巧」,对外部世界剧变懵然无知或刻意回避,结果是什么?是器物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思想观念亦僵化落后,最终国门被炮舰轰开,陷入百年屈辱。那段血与火的历史告诉我们:封闭导致落后,落后必然挨打。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交流与更新,与世隔绝的自信」,不过是顾影自怜,最终会演变成可悲的「自欺」。

文章回到自身理论:「我所探讨的物质文化诗学」或中介化」视角,其出发点,正是试图更深入地理解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与生活实践,厘清其肌理与脉络。这好比医生治病,先要透彻了解病人的体质、病史。唯有如此,当引入外来药物(知识、技术、理论)时,才知道如何配伍,如何化用,使之真正有益于自身机体,而不是产生排异反应或造成新的伤害。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以我为主、充满主动性的「学习。」

「因此,」许成军总结道,「真正的文化自信,应该是一种「清醒的自信」开放的自信。清醒,在于知不足,知差距,知方向;开放,在于有胸怀,有胆魄,有能力去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它赋予我们的,不是转身背对世界的勇气,而是平等站在世界面前、与他者进行有尊严、有建设性对话的底气。它要求我们,既深耕自己的土地,也仰望共同的星空;既珍视独特的传统,也拥抱普遍的价值。」

「这条路,注定是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的路。它拒绝妄自菲薄,也警惕妄自尊大。它需要我们这一代人,以及之后的数代人,拿出比先辈更多的智慧、更大的韧性,去学习,去消化,去创造。」

「路漫漫其修远兮,与诸君共勉。」

文章不长,但逻辑清晰,立场鲜明,既有历史纵深感,又紧扣时代脉搏。

它没有回避敏感问题,没有迎合任何一种极端情绪,而是努力在「开放」与「主体」、「学习」与「自信」之间,寻找一种辩证的、建设性的平衡。

文章见报,如同在沸腾的舆论大锅中,注入了一瓢理性的清水。

激烈的争论并未立刻平息,但一种更为深沉、更为复杂的思考,开始在一些人心中萌发。

许成军用他冷静而有力的笔,将自己从那场将他符号化的喧嚣中,部分地剥离出来,重新定位为一个思考者、一个探索者,而非一个简单的口号或旗帜。

当然,这篇文章也必然引发新的讨论、新的解读,甚至新的攻许。

但在1981年1月的这个清晨,当无数读者在《光明日报》上读到这些文字时,许多人还是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清晰与踏实。

它像一枚定盘星,在思潮激荡的漩涡中,努力标定著一个方向。

那方向,向著开放的世界,也向著深耕的故土:向著璀璨的未来,也向著厚重的历史o

在此声波下,似乎为了印证许成军自己的话。

许成军的新书《我在暖昧的日本》出版了。

他这本书开篇就是最鲜明的展示当今日本在制度、经济、工业、金融等领域的成就。

这又会给这个时代,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本来作家出版社还在犹豫,但是这一个月的风波,把许成军再一次吵到了空前的高度o

太高了,高山仰止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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