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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2章黑洞理论

萨默斯说的没错。

哈佛的确有这个想法。余切正在成为这个时代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而且他的影响力让他的学术上限没有天花板。

这比那些只知道埋头苦干的学者要优越得多。

三十号,众人抵达德国林岛,参加当地的学术盛典。余切的受欢迎程度让这些美国人感到羡慕,现场聚集了数十位诺贝尔奖得主,以及从全球各地前来的数百名研究员。这些人得知余切来后,纷纷邀请他参加聚会,科尔奈和萨默斯也很受欢迎,但远不如余切。

在当天的晚宴上,瑞典的一位皇室伯爵说:「这个会议在世界上并不出名,因为这是研究者之间的聚会,在我们所在的行业当中,它如雷贯耳————自从191年,第一届大会举办以来,有许多人类历史上的巨星来到过这里,但即便是和那些人比起来,我们今天也有不逊色于他们的人。」

「我们的心中一定有至少一个人的名字,这代表学者中的学者,希腊神话中的卡桑德拉(希腊神话里,拥有预言能力的某个人物)。恭喜你们,和这样的人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现场沉默片刻,很多人都把目光看向了余切。

这和林岛会议的性质有关。其五年举行一次,主题包括物理、化学、生物等————但这些理工科如今已经很难出现一人「独断万古」的情况了,反而是早已式微的文学,近年来却出现了余切这样的人。

两德统一后,借助西方发达的传媒,余切已经被公认为「马尔克斯」后最伟大的作家。

人的名,树的影。虽然都是诺奖获得者,也有觉得自愧不如的时候。

谁能谈得上「时代」两个字?

大多数人脑海里肯定不止有一个名字,但是都有「余切」的名字。

演讲结束后,科尔奈用了一个玩笑来形容这种情况:「谁是我们最信任的人?父亲的名字,母亲的名字,之后你还能想得出的第三个名字——那个人就是你真正信任的人。」

余切忍不住笑了。

为什么?

因为这套逻辑后来在中国的生物诺贝尔奖上也起了作用。当时诺奖的评委会找不到谁才是「青蒿素」的发明人,他们向中国各大有关联的研究机构发出函件,询问「谁才是发明人?」

结果大多数机构都说自己是发明人。

于是,评委会改了一种问法,变成了「列举几个你们认为最关键的发明人。」

不出所料,回函的名字里总有「屠女士」几个字,于是评委会确定了谁才是真正的关键人物。

进入五月份的前三天,余切一直周旋在各种沙龙和聚会中。他没有立刻找弗里德曼发难,因为弗里德曼明显躲著他,拒绝和他正面辩论。

学术大会并不是只有学术,相反,学术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会议期间还有音乐会、

烧烤、舞会、博登湖边晨练等活动。弗里德曼频繁的接受采访,对时事新闻评头论足,但并不谈到任何的学术。

德国当地的记者问:「很多人期望您和余先生再来一场正式辩论,因为在中国的辩论就像是一场罗生门——我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版本的说法。而这里是绝对公正公开的。」

弗里德曼道:「你们看到中东地区的崩溃,看到华约的解散————这还不能说明什么吗?我开始明白了,为一个本来就验证了的研究来辩论是愚蠢的。」

「我不会上这样的当。从现实来看,他的研究建立在虚幻,他说如果那些苏东国家照他说的那样做,将会怎么样」,而事实上他没有机会了,因为那些地方正在崩溃当中————而我的研究正在全世界各地应用,我成了那个救火队长。」

「我为什么要为已经成功的事情来辩解?这对我不公平。」

这些话色厉内敛,有什么用呢?

余切不以为然。

老道的萨默斯提醒说:「这是惯用招式。如果实在是说不过了,他们就自己说自己的,然后找媒体自行宣布胜利!」

科尔奈点点头,作为一个小国家出身的匈牙利人,他深受其害。由于美国媒体的统治性地位,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往往要吃这些哑巴亏,尤其是经济学还不像理工科那样容易证伪。

「他为智利政府开药方,结果这个政府垮台了,他都能说是自己的政策起效了,只是还需要时间————世上还有什么事情他不能宣布自己赢了?」科尔奈说。

但余切并不焦心。原因在于,经济学大会举办的地点在德国。

自去年两德统一之后,德国国内有很深的左翼倾向,科尔为了选票也不介意假装自己在看《资本论》————这些使得德国成了个比较特别的国家。而大会的会议举办地就在德国博登湖畔,受到德国政府的资金支持。

弗里德曼所在的自由学派之所以能称之为「教」,就是因为整个理论相当极端,即便是这些人中相对温和的加里贝克尔,实际上也是支持大麻合法化、枪枝合法化的神人。

他们如何看待现在走上「邪路」的德国呢?

用脚指头也想得到。

而科尔政府也不能忍受自由学派指责自己的体制是个怪胎。

有这种背景在,余切就不可能输。他只需要不停的激怒弗里德曼,最后让弗里德曼绷不住就行,科尔政府自然会惩罚胡言乱语的弗里德曼。

余切接受了《明镜》周刊的采访,谈到了自己正在写的作品《新资本论》:「以德国为例,由于统一和大基建的影响,德国会经历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而后将不得不面对高投入、低效率」的情况,但这是极为短暂的,因为统一后的德国有更广阔的土地和市场。」

「而且凭借东德的特殊性,在将来的欧洲大陆上,德国商品会更容易进入到东欧市场,也更容易吸引到东欧高质量劳动力————他们之间实质上不存在文化隔阂,而英法等国不存在这种情感连接。」

「也就是说,西德承担了经济上的压力,而东德承担了将来社会上的压力。看起来似乎两头不讨好,实际会比欧洲其他国家表现得好很多,只是这需要耐心。」

这种话肯定很讨科尔的欢心。因为余切说「德国人的好日子还在后头。」

于是,在博登湖畔的度假别墅内。弗里德曼就在电视频道上,看到了总理科尔盛赞「余先生显然比他的同行优秀得多!」这种言论。

弗里德曼气得扔掉了遥控器:

该死!

为什么德国人会搞这种改良资本主义呢?

为什么科尔表现得像一个红色主义战士?

德国简直是西方阵营当中的一个叛徒!它把别人都不要的东西捡回来,现在搞得别人都不知道是制度牛逼,还是生产力牛逼了!

在林岛的第四天,余切正式发表了自己的一部分研究成果。这是《新资本论》的第一卷,以东西德近三十年的经济情况为蓝本,说明以下两个事实:「资本增值比劳动收入增值快得多。」

「财富集中度也在大幅度上升。」

如果不加限制,这会导致德国社会的内生性坍塌,余切用了「黑洞」这个形象的词语,「这种社会自身的引力就会让自己灭亡。」

演讲美妙绝伦,就像是准备好的脱口秀,瞬间被列为本届大会最重要的学术成果之一。大量左翼学者感到自己找到了主心骨,纷纷鼓掌助威。

六十年代,「黑洞」这个词才第一次正式被提出来。

「黑洞」在九十年代是个新鲜但并不冷门的词,德国林岛又恰好是个高智商人才聚集地。人们喜欢这种天才般的比喻,余切的理论很快被简化为「黑洞理论」。

这理论太牛逼了,太形象了,任你再大的天体(经济体),它也要符合物理(经济)

定律。它越是强大而不加节制,越是变得坍缩,直到变成一团混沌不清的物质,在经济学上,这表示为社会秩序的彻底崩溃。

于是,在博登湖畔,清早的晨跑大军中总有人一脸神秘兮兮的探过来说:「你知道黑洞理论吗?」

「什么理论?」

「黑洞理论。」来人把这个理论的含义简单描述了一番。

弗里德曼一听就暗觉不妙,搞学术也是需要宣传的。这种横贯不同领域的形容,往往是那些天才的专利。他试探著问道:「是不是某个物理学出身,后来转修经济学的天才杰作?」

「你说对的,是东方余想出来的。他说他做梦得来的。」

「这狗屎一样的解释,狗屎一样的形容!我为何做梦没有得出这些?」

弗里德曼喜欢晨跑,这天早上,他听到了无数次一模一样的问候,这些人仿佛是余切派来的信使一样,不断的拿余切的话来挑衅他。

可这些人并不是弗里德曼能随便唾骂的,因为他们大多持有诺贝尔奖,这是一面免死金牌。

「你,去对付余切!」

弗里德曼派自己的弟子参加了余切的演讲,弟子回来脑子发蒙,一幅被洗脑了的样子0

弗里德曼问他:「余切讲了什么,我不好去现场听,你原文转述给我听听。」

结果,弟子口里只说道,「噫!好了!我明白了!」

说著,往后一跤跌倒,牙关咬紧,不省人事。

弗里德曼的老婆罗丝吓了一跳,说:「他怎么好好的一个人,出去听个演讲,回来就疯了。」

于是,弗里德曼又让同事科斯前去听讲。科斯是「科斯定理」的提出者,属于准诺奖级别选手,他的理论可以总结为「如果完全竞争,那么就不存在额外交易成本」。

科斯去余切演讲的现场回来后,也是满脸茫然。

「你为什么也这个样子?」弗里德曼问。

「我觉得中国余的观点,和我殊途同归。他认为不存在那种理想社会,所以我们的理论不适用,而在我们的框架内,我们的理论本来是适用的。」

「什么意思?」弗里德曼一时也蒙了。

「就是经典物理和相对论的区别。我们的理论应该是对的,但是在经典物理框架。在他的相对论框架内,这是有条件的正确」。

「那不就全是错的吗!那不就是驳斥了我们所有人吗?」弗里德曼很生气,这和直接打脸有什么区别?

余切的演讲在国内学者中也有较大影响。原因在于,此次来参会的不少人是国内的研究员,他们把这视为余切在今年一月份发表在《经济研究》的进一步研究。

这些人不是余切带来的,而是科尔奈带来的。

中国有很多人在哈佛的科尔奈手底下访问学习,如研究员顾秀琳(顾准之女)、钱莹一(水木大学)、王江(世行顾问)————这就是为什么科尔奈在中国是无冕之王。

西方市场最起码的构成因素:发达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这些在当时的中国等同于没有,就连独立的中央银行都才成立不到十年,而余切和科尔奈合著的《计划体制》却在讲国营资本、计划生产的事情,自然让人感到更亲切。

顾秀琳的英文很好,当即听明白了!

「半年前,余老师写下《为什么马克思的预言没有实现?》,他说清楚了过去!现在他开始写到将来发生的事情!」

激动的顾秀琳在日记中写道:「我是科尔奈先生的学生,七十年代,科尔奈提出软预算约束危机」,这原本是一个指向红色阵营的国营经济的名词————然而,他很快发现在日本、韩国这些所谓的市场经济国家中,竟然也大量充斥著软预算约束现象,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计划体制绝不仅仅限于红色国家内!」

「他因此预言,在日本、韩国等国家,也会遇到同样的经济危机,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发生,但他不敢如此大胆预言!因为日本的经济如日中天!他的话写出来,他便成为了国际笑柄。」

「可有人比他坚决得多,预言还要早得多,这个人就是余先生,那个正在书写《新资本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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