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秉文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
巷口的剃头铺子已经收了摊，门板一块块合上了，收音机也关了，整条巷子安静下来。
巷子里飘来各家各户晚饭的味道。
这附近住的都是各个工厂或者机关单位的职工，端着国家铁饭碗，在这个时代里也算属于高收入家庭了。
所以吃的也还可以。有炒菜心的，有煎鱼的，还有一家在煮什么汤，香气混在一起，说不清道不明，但闻着就是踏实。
推开自家院门的时候，粿条汤的香味从厨房里飘出来，猪肝和葱花的味道混在一起，热腾腾地扑了他一脸。
潮汕人喜欢吃粿条汤，特别是双职户，一是方便，二是节俭。
母亲说的“多放两片猪肝”，在这个年代已经算是奢侈了——六十年代末一般家庭三餐难得有鱼有肉。
“回来了？饭菜马上就好了。”叶舒柔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平平淡淡的，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周秉文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夕阳的余晖洒在那棵石榴树上，把叶子染成了金红色。老三周秉海蹲在屋檐底下剥蒜，抬头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又低下头继续剥。
饭桌上摆了三副碗筷。
父亲周大山还没下班，可能晚饭就在工厂食堂里解决了。不过母亲还是把给父亲留的那份扣在锅里温着。
粿条煮得软烂，汤头浓白，猪肝切得薄薄的，浮在汤面上，撒了一把葱花和炸蒜末。
周秉文低头呼噜呼噜地吃了一大碗，额头沁出一层薄汗。
三个弟弟妹妹也吃的欢快，先三只小猪似的，呼噜呼噜呼噜……
叶舒柔坐在对面，慢悠悠地喝汤。喝了两口，忽然像是不经意地问：“去了公园？见着同学了？”
“嗯，都见了。”
“都定下来了？”
“下乡的、顶岗的、托关系找工作的，都有。”
叶舒柔没再追问。她把碗里的粿条拨了拨，低头说了一句：“别人的路是别人的。你走你的。”
周秉文把碗端起来，把汤也喝干净了。碗底朝天的时候，他看见碗底那朵青花图案被汤渍晕得模糊了，像隔着一层水看过去的世界。
他把碗放下。“妈，我吃好了。”
“嗯，去歇着吧。”
他站起来往厢房走。经过走廊的时候，看见了墙上那张褪色的宣传画。
四个工农兵扛着红旗往前走，底下有一行小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他今天看了很多这个时代的东西：青石板巷、老剃头铺、韩江上的木船、西湖公园的老榕树、同学脸上的笑。
他在街上走过的时候，看见国营商店的柜台后面，售货员把一包白糖用牛皮纸卷起来，拿纸绳扎了个十字花；
看见一个推着板车卖菜的老农，赤着脚踩在柏油路上，脚底板黑黢黢的，板车上堆着一把把扎好的空心菜，菜叶上还带着水珠；
看见巷口几个小孩蹲在地上抓石子，精心从河边捡来的圆石子滚进阴沟缝里，一个孩子趴下去掏了半天没掏出来，其他几个就笑成一团。
这些都是真的。
这些是1969年潮州城一个普通下午的真实切面。
而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些了。
匆匆而来，又匆匆而走。
再回来的时候，不知道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他推开厢房的门，在床板上坐下。
挎包还靠墙放着，蓝布包塞在最底层。他伸手进去摸了摸那个布包的棱角，确认它还在，然后缩回手，仰面倒在了床板上。
天花板上那个小洞还在，蚊帐顶上悬着一根细细的蛛丝，在穿堂风里轻轻晃荡。
窗外，潮州的夜一点一点暗下来了。
巷子里传来邻居家收音机里样板戏的唱腔，断断续续的，被晚风吹得一截一截的。隔壁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声音拖得老长。
远处的韩江上，大概还有最后一条木船在往回划，橹声一下一下，隔着几条街传过来，模糊得像一声叹息。
周秉文闭上眼睛。
他在心里默默地算着：从潮州到深圳，坐长途汽车大概要两天。陆路偷渡，需要蛇头带路，价格据说在五十到一百港币之间。到了香港，先去找大姨。
荃湾的干货铺子，大姨信里说过地址，母亲记得很清楚，走之前会抄给他。
现在的香港，还没有实行抵垒政策，偷渡者到了香港之后，需要有亲戚收留，不然就会被遣返。
其实没有亲戚也没关系，每年那么多人从大陆逃到香港，怎么可能每个人都有亲戚在香港。
只要花钱，满大街的路人都可以是叔叔舅舅。
不过有总比没有好，一来可以省一笔钱，二来，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个亲戚在，总不至于孤独。
偷渡的事情，母亲也会帮着找路子。
幸好遇到一个开明的母亲。
如果让自己一个人像无头苍蝇一样去闯，说不定碰的头破血流，也找不到去香港的路。
每一步都有风险。
但他没有别的选择。
他也不想有别的选择。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那个蓝布包里。
布料上还有母亲枕头底下的气味，说不上来是什么味道，有点像樟木，又有点像晒了一整天的棉布。
他攥着那包东西，渐渐睡过去了。
窗外，石榴树的影子被月光拉长了，投在窗纸上，一晃一晃的。
时间一晃而过，马上就到了知青出发的日子。
八月二十六号，天还没亮透。
周秉文就被厨房里的动静吵醒了。
铁锅碰灶台的叮当声，清水哗啦冲进盆里的响动，还有母亲压低嗓门跟谁说话的声音——大概是老三在灶前烧火，母亲在催他火大些。
周秉文从床板上坐起来。
那床薄被被他卷成一团靠在墙角。
行李包已经早早的准备好了。
母亲特地为他准备了两个包。
一个大包，一个小包。
小包里装的是要带着去香港的。
将小包塞在大包底部，上面放上一些知青下乡可能要用的物品，紧紧压着。两件换洗衣裳、一条毛巾、一块肥皂、一个铝制饭盒，还有一些到海南可能用到的生活必须品。
挎包的拉链拉得严严实实，靠墙放着，看起来就是个普通知青下乡的行李。
他洗漱完走进堂屋的时候，饭桌上已经摆好了早饭。
一锅白粥，一碟咸菜，两个煮鸡蛋。
在这个年代，两个煮鸡蛋已经算是送行的规格了。
周大山坐在主位上，今天穿了件半新的白衬衫，袖口卷到小臂，正低头喝粥。
看见周秉文出来，他放下碗，难得地露出了一个有点笨拙的笑。
“今天走了。到了那边，好好干。”
“嗯。”周秉文在桌边坐下，端起粥碗。
“你刘叔说了，你们这批海南的去湛江集合，然后坐船过去。路上有人带队，你跟着队伍走就行，别掉队。”周大山顿了顿，像在找话说，“到了农场，听组织安排。干活别偷懒，但也别逞能。你身子骨不算壮实，量力而行。”
“知道了，爸。”
周大山似乎还想说点什么，嘴唇动了动，又端起碗喝了一口粥。
叶舒柔从厨房里端了一碟煎蛋出来，放在桌子中间。
煎蛋边缘焦得微微卷起，中间的蛋黄还是溏心的，冒着热气。
她没说什么，只在围裙上擦了擦手，坐下端起自己的粥碗。
这顿饭吃得很安静。
筷子碰碗沿的声音、咀嚼的声音、屋外巷子里有人挑着担子走过的吆喝声，混在一起，填满了那些没人开口的空隙。
吃完饭，周秉文回厢房拿挎包。
他拎起来掂了掂，不算重，十几斤的样子。
他又拉开拉链看了看。
堂屋里，周大山已经站起来了，手里捏着一根烟没点，来回搓着。看见儿子出来，他把烟别到耳朵后面，伸手想帮周秉文拎包，周秉文侧了侧身说不用。
“那行。走吧。”周大山搓了搓手。
一家人送他到院门口。
周佳慧今天出奇地安静，没咋呼也没跳脚，只是揪着母亲衣角站在后面，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哥哥的挎包带子勒在肩上的样子。
巷口，街道办事处通知的集合地点已经到了好几个人。
都是跟周秉文同一批去海南的知青，每人背一个挎包或拎一个网兜，三三两两站着。
刘干事在清点人数，手里拿着那张盖了红戳的名单，勾一个喊一个。
“周秉文！到了？行，上车吧。”刘干事在他的名字后面打了个勾。
一辆蓝色的大解放卡车停在巷口路边，车厢上罩着军绿色的帆布篷，两侧的长条凳上已经坐了七八个人。
周秉文踩着车轮毂翻上车厢，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
帆布篷被风鼓起来又塌下去，早晨的凉气从篷布缝隙里灌进来，带着泥土和露水的味道。
人陆续到齐了。
刘干事又清点了一遍人数，跟司机交代了几句，然后挥了挥手。
卡车发动机轰的一声响起来，整个车厢跟着颤了一下。车缓缓启动，驶过潮州城清晨的街道，两边的骑楼和店铺门板一格一格往后退去。车厢里的人都不怎么说话，有人抱着挎包低头打盹，有人望着篷布缝隙里漏进来的光发呆。
周秉文回头看了一眼。
巷口已经远了，院门口那几个模糊的身影还在那儿站着。
石榴树的枝叶从院墙上面伸出来，在晨光里抖了抖。他不知道母亲有没有在哭，那个距离看不清了。
卡车拐了个弯，巷子看不见了。
从潮州到湛江的路，卡车开了将近两天。
第一天走的是国道，路面坑坑洼洼的，车厢里的人被颠得东倒西歪。第二天上了省道，稍微好些，但仍然是一路尘土。
沿途经过几个县城，路边有戴着草帽的农民在田里干活，田埂上的标语牌写着“农业学大寨”几个大字，红底白字，远远地就能看见。
坐在周秉文旁边的是一个叫李卫国的男生，比他还小一岁，脸圆圆，鼻梁上架着一副镜片很厚的眼镜。这小孩话不多，但一旦开口就带着一股认认真真的劲儿。
“你去过海南吗？”李卫国问。
“没有。”
“我也是。我家在汕头，那边就是海，但没坐过船出海。”李卫国推了推眼镜，“我爸说海南岛上椰子树上全是椰子，掉下来能砸死人。”
周秉文忍不住笑了。“没那么夸张。”
“你咋知道？”
“……听人说的。”
李卫国“哦”了一声，又推了推眼镜，低下头在挎包里翻东西，翻出一个用报纸包着的馒头，掰了一半递给周秉文：“吃点吧。”
“谢了。”周秉文接过来，两个人并排坐着啃冷馒头。馒头是昨晚蒸的，已经硬了，嚼在嘴里要费点力气才能咽下去。但在这个年代，出门在外有馒头吃就已经不错了。
车厢前面有人在唱歌，是那个叫孙援朝的。
他嗓门大，第一个带头唱起了革命歌曲，唱着唱着就有人跟着哼。
周秉文嘴里嚼着冷馒头，耳朵里听着“我们走在大路上”的调子，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件事。
他在等一个时机。
卡车今天下午会到达湛江，然后他们要在湛江的知青接待站休整一晚，明天一早坐船去海南。
到了船上就没有机会了——船上人多，有带队干部，不可能在甲板上凭空消失。
在中途走也不行，如果中途下车，他就两条腿，很快就会被人追上。抓回来等待他的只有批斗……
他必须在湛江那一夜脱身。
周秉文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盘算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