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下午，悉尼西区。
赵亦可把车停在一栋不起眼的公寓楼前。
楼不高，四层，外墙是深灰色的涂料，有几处墙皮已经剥落。
楼下的花坛里种着几棵长势潦草的灌木，路边停着两辆旧车。
她熄了火，在驾驶座上坐了一会儿，透过挡风玻璃扫了一眼周围。
没有监控。
没有门卫。
没有明显的摄像头指示灯。
楼道入口的铁门半掩着，门锁坏了，上面贴着一张打印的纸条——
“维修中，请走侧门”。
她选择这里不是因为价格便宜，是因为这里不会被注意。
西区这片区域住的多数是租户，流动性大，邻里之间互不认识，没有人会多管闲事。
她通过那个中介介绍来的，用的是现金，签了一份不到一页纸的短租协议。
协议上没有她的名字。
中介甚至没有多问一句“你打算住多久”，只是收钱、给钥匙、转身走了。
她推开车门，从后备箱里拎出两个行李箱。
一个装换洗衣物和日常用品，另一个装现金、护照和几份重要文件。
其余的东西——家具、衣物、电器、那套她自己挑的沙发、彭子睿贴在冰箱上的画——全部留在了原来的住处。
她刻意让房子保持原样。
窗帘拉了一半，桌上的杯子还摆在原位，厨房的洗碗槽里放着没来得及收拾的盘子。
如果有人去看，只会觉得主人临时出门，过几天就会回来。
她拎着行李箱上楼，用钥匙开了门。
公寓不大，一室一厅，客厅摆着一张旧沙发和一张折叠餐桌，窗户朝北，光线一般。
卧室里一张双人床，床垫偏软，衣柜门少了一扇。
浴室的热水器是老式的，拧开后有几分钟才有热水。
她看了一圈，把行李箱放在卧室地板上，然后走到窗边撩起窗帘一角往外看。
远处有一个小公园，几个老人坐在长椅上晒太阳。
没有异常。
她放下窗帘，坐在沙发上，掏出手机换上一张新卡。
翻开通讯录，里面只存了四个号码——
彭远、蒋冬梅、曾思明、还有一个是帮她安排这间公寓的中介。
她盯着蒋冬梅的号码看了几秒，没有拨出去。
蒋冬梅已经被带走了，这个号码打过去不会有任何人接。
她翻到彭远的号码，按下了拨出键。
电话响了两声就接通了。
“你到了？”
“到了。在西区。”
“你那边安全吗？”
“安全。这个地方不会有人查。”
“你确定？”
“确定。中介那边我用的现金，没有留下任何身份信息。公寓的租约也不是我签的。”
彭远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亦可，你跟我说实话，我们在国内还有没有别的事没处理完？”
“没有了……”
“那红通令呢？”
赵亦可的手指在手机背面停了一下。
红通令的事她也是通过朋友的朋友打听到的。
中纪委向国际刑警组织提交了红色通报申请，她的名字已经录入系统，全球通缉。
“红通令只是通报，不是逮捕令。
澳大利亚这边不会因为红通令就立刻抓人。
引渡程序需要时间，而且要走司法审查。
只要我不出现在领事馆附近、不出示中国护照，这边查不到我。”
她顿了一下。
“你带子睿先走。后天下午的航班，不要改签。到了温哥华就正常生活，不要主动联系国内任何人。”
“那你呢？”
“我在这边处理完最后一些事再过去。”
“最后一些事”——她没有说是什么。
但彭远也没有追问。
挂了电话后。
赵亦可把手机放在茶几上，靠在沙发背上闭了一会儿眼。
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跳比平时快了一些。
不知道是因为刚才那通电话，还是因为从今天开始她必须习惯一个人待在这个陌生的地方。
她坐了几分钟，站起来走到行李箱前，拉开拉链，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拿出来。
衣服叠好放进衣柜，现金分成两摞塞进床垫下面和衣柜最上层的收纳盒里，护照和几份重要文件放在床头柜的夹层里。
她把那些东西藏好之后，坐在床边盯着墙上那面空白的墙壁看了一会儿。
她在想何颖。
如果不是何颖，她不会走到这一步。
如果不是何颖在晴顺县翻那些旧账，她爸不会被留置，蒋冬梅不会被抓，她也不用坐在这间又旧又小的公寓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用……
她把那个念头压下去，然后她翻到那个中介的号码，发了一条消息：“我需要再换一个地方。”
对方很快回复：“什么时候？”
“过几天。等我确定时间再联系你。”
“好。”
她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躺下来，盯着天花板。
接下来她要做的，就是等。
等彭远带着子睿离开澳洲，等风声过去，等专案组的人把注意力转到别的地方去。
然后她再换一个更隐蔽的住处，再换一张手机卡，再换一条出路。
……
第二天上午，京城。
陈大鹏在专案组办公室里把赵亦可的案卷从头翻到尾，又翻了一遍。
他把赵亦可最近三个月的通讯记录调出来，按时间顺序排列，逐条比对。
最后一条对外短信是发给彭远的，内容是“你那边准备好了吗”。
之后她的手机就再也没有产生过新的通讯记录。
没有拨出电话，没有发出短信，没有连接过任何基站信号。
陈大鹏盯着那条时间线看了一会儿，在笔记本上写了一行字：“赵亦可已注销原号码，目前无法定位新住址。下一步需通过社会关系网追查其可能的落脚点。”
他把那行字圈了起来，在旁边打了一个问号。
然后他拿起手机，翻到陈远达的号码，拨了过去。
“陈主任，我梳理了一下赵亦可的通讯记录。
她的原号码最后一条对外短信是发给彭远的，之后就没有任何记录了。
她应该是注销了原来的号码，换了一张新卡。
但新卡的号码我们不知道。”
陈远达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
“她的社会关系呢？除了彭远和蒋冬梅，还有没有其他人？”
“有一个——廖中逵，悉尼的一个会计。赵亦可刚到澳洲的时候，很多本地事务都是通过他处理的。如果赵亦可要换住处，廖中逵可能是那个帮她安排的人。”
“这条线索你发给公安部了吗？”
“发了。但廖中逵那边还没有反馈。”
陈远达想了想：“那就等澳方的回复。另外，你再查一下赵亦可名下的境外账户——如果她在悉尼有房产或者租约，可以从资金端反向追查。”
“好，我去查。”
挂了电话后，陈大鹏把赵亦可的案卷重新翻开，翻到境外账户那一页。
他在笔记本上列了一个表，把赵亦可已知的境外资产逐条写上去——
悉尼的房产、加拿大的控股公司账户、香港通道的中间账户。
然后他在“悉尼房产”那一栏旁边打了一个问号。
赵亦可悉尼的房产登记用的不是她的名字。
但如果是她在使用，那租约合同上会不会留下什么痕迹？
他拿起电话，拨了公安部经侦局联络员的号码。
“赵亦可悉尼那套房子的租约，能不能查一下合同上的承租人信息？”
“我去协调。”
电话挂断后，陈大鹏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看了一会儿。
他不知道赵亦可现在在哪里。
但只要她还在悉尼。
只要她还需要买菜、加油、交水电费、去医院。
她就一定会留下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