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考生能不能考好跟案子间距没关系，但他希望每个埋着头核验数据的人抬起头时，眼前看见的那点微光是从和他当年守着残铜记尺寸的同一扇窗户打进来的。
三场考试分别在三天内完成。
第一场格式核验的题目是段尚出的——他把永徽年间某季度的真实商税数据做了二十几处异常偏差，考生需要在一天之内找出全部异常并标注追溯路径。
第二场关联索引的题目是狄仁杰出的——他模拟了一套涉及六个部门的跨道政务文书，要求考生建立完整的关联索引并标注每一个信息交叉点的原始凭证编号。
第三场实务文书的题目是杜荷出的——他在段尚黑板上的全流程导图余痕旁安放了一个真实存在的行政难题。
如何在岭南道新增赤铜符驿道驻点的同时确保当地疍民船户运力得到妥善过渡安排。
第三场开考前他把那张写有房玄龄咳血旧痕的文书流转新规第十七条用镇纸压在讲台左下——对着满场考生低声说了一句。
余量的底本在这里，你们自己看着办。
三月十五放榜。
实务科首场录取人数总共只有六十三人——比明经和进士两科加起来少了一个数量级。
但这六十三人的成分构成让整个长安城的教育和官场体系都震动了。度支学堂自第一期至第五期的毕业生中总计有四十一人通过——其中三人获得全科三场全优。
全优第一人：永州司马之子——那个在孔颖达讲《礼记》偏离讲义后把自己的五十页旧驿商户核验误差观察笔记送到通鉴司的少年，名柳明远。
另外三十二人中有十二人来自各州府中下层吏员家庭，八人是退役老卒的子弟——包括那两个来自绛州草料铺的兄弟，哥哥考了格式核验第二档、弟弟三场均过、实务文书一档。
其余通过者中有七人来自国子监——是孔颖达那天在核对组看完两条并排曲线后主动推荐去度支学堂旁听集训的四门学博士门下太学生。
录取率最高的背景不是任何一家旧族——是度支学堂和在学堂核心理念辐射下半自学半旁听的少年。
放榜当天上午。
柳明远站在太府寺核对组外面的红榜前，仰着头看了许久。
他不是在看自己的名字——他先看完了全部六十三人的名字，然后退后一步对着整张榜微微躬了一下腰。
他告诉杜荷：他父亲永州司马一辈子做了两件被人嘲笑的事——做官员考核从不收私馈，在任时把永州商税通关旧流程手绘成帮脚夫看图识字的简笔画贴在驿道口。
被嘲笑了一辈子，从来没有人看到过这两件事的价值。
今天他儿子的名字写在实务科第一榜第一个——他的父亲终于可以被看见了。
段尚让新录取的考生在自己那张用了三年多的老矮案上挨个签到——签到的笔就是他在贞观二十一年九月十三第一次核出时间偏差时用的那支旧铅芯笔。
柳明远签完后把笔还给段尚，笔杆上多了一道他用指腹摩挲出的新痕——段尚接过笔时将指腹压在同一位置，新旧痕在笔杆同一圈年轮线上前后叠合。
三月十八。
孔颖达在国子监大讲堂里专程安排了一堂公开的实科述评，把柳明远的实务文书卷子和另一个度支学堂全优生的答卷当做教学案例来分析。
分析完之后他对满堂太学生说了他们这代人可能从未听过的一段话。
“此人篇末为疍民船户设计过渡方案时不套公式，却能在计算赤铜符驿道新增驻点的通关频次之余，留出一格注记旧船运潮汐——每一个月的最高潮日偏差不超过前后两指。
老朽教了五十年经学，从来没有在考场上读到过两指上的潮汐。今天实务科给老朽补了一课：治国不只一条尺，经世未必定一尊。”
他离开教室时从袖口里把正月崔元综黏在铜手炉蜜渍杯底又被他与段尚核对后重新检视过的那粒赤铜锈末，用极小的一方旧纸包好放进自己书案的角柜。
三月二十。
李治在含风殿偏殿召见了柳明远和其他五位全科优等的新科实务科进士。
他没有考问他们政务——他问了每个人在考试中记忆最深刻的一道题。
柳明远的回答让偏殿里安静了好一会儿。
他说不是实务文书，是第一场格式核验第二十三小题——一道商税数据相邻单元格之间存在极细微的时间偏差。
他不是发现了偏差本身让他印象最深。
是他在追溯偏差的原始底档时发现在这道偏差旁边有一个铅笔标注——标注的日期是贞观二十一年九月十三，标注人叫段尚。
标注旁边还有一行被橡皮擦过的铅笔淡痕——已看不太清，但他反复比对后发现那行铅笔痕和他少年时从永州驿站墙上抠下来的一片简笔画残角出自同一个人的笔迹。
那个人没有通过任何一科。
但他的铅笔痕在今天的格式核验考卷上被预埋了三年前的同比例偏差。
柳明远说到这儿从袖口取出他父亲画给脚夫看的商税通关简笔画的唯一存世残角——纸已脆黄，折痕深深，但墨水线条还清晰。
李治听完没有立刻说话。
他把柳明远父亲的简笔画残角和段尚三年前铅笔痕的拓印放在一起看了许久，随后把段尚与狄仁杰一同叫来偏殿。
他当着他们和杜荷的面——用那支杜如晦刻了“杜”字的旧小楷铜杆笔在放榜总册末页补了一句御批。
这句话写完之后他把笔还给杜荷时笔尖还残留着一星朱砂——笔杆“杜”字痕里渗进了今天新科的朱色。
“贞观旧吏之寸笔，永徽新科之潮汐——通鉴司存档。
归档编号：持核使第五预留槽。
槽底附原题偏差铅笔痕，由新科首名柳明远亲笔复校。”
永徽四年三月末至五月。
实务科放榜之后的一个多月里，长安城的政治气候发生了一种极其微妙但不可逆转的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