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印案”散见于《明史·刑法志》、《明史·郑士利传》之中，让人疑惑的是，这个大案在《明太祖实录》只存在只言片语，像《明史·太祖本纪》里根本没有记载。那么究竟什么是“空印案”？
前文有述，朱元璋当上皇帝之后，采取了各种治国措施。当时规定，全国各地每年都要派人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账目，而地方账目和户部的账目审核后必须相符，这项工作才算结项。如若不符，就得“回炉重造”重新填造账目。而地方上每次上报的账目，必须得盖上原衙门的公章才算数，要不就是一摞废纸。就像现在的机关单位，若出具公函就得盖上公章，说白了就是具有一定的效力。
不过，古代可没有5g，交通也很落后，这条规定对京城周围的单位来说还能应付，倘若是远离京城的那些地方衙门，想要更改数据再回到地方盖公章再到户部校核，可就麻烦了。时间上少则几个月，多则1年的也不是没有。这还是说错了一处，如果核对三四遍，每一遍都有出入的话，那不得跑断腿？
“实践出真知”，很多官员最后发现，重填报表本不难，来回折腾主要因为盖章太慢。若为了这账目就将最重要的官章随身携带也不切实际，何况地方上大小事务都需要用到官章。后来一些经办人员“摸索”出一个办法，那就是出发前将空白的账目盖上官印，去户部核对账目的时候再完成这账目。
就当时情况来看，这个办法已经成了潜规则，不过朱元璋却一直被蒙在鼓里。而当他知道这件事之后，勃然大怒，往小了说这是违反法纪，往大了讲，这是大逆不道、欺君罔上，是要被砍头的。
后来朱元璋抽调人员，对此事予以细查。可对于“空印”一事满朝皆知，这些调查人员自然也深谙此事，不过谁敢把这件事细说给朱元璋听呢？毕竟他们自己也怕被牵连。此时，有个人貌似毫无忌讳地站了出来，他叫郑士利。
因“空印案”被朱元璋处决的这些人到底冤不冤？回答问题前，先引入一个人：方孝孺。
方孝孺是明朝大臣、学者、思想家，一度受到朱元璋及建文帝朱允炆的重用，后因拒绝为发动“靖难之役”的燕王朱棣草拟即位诏书，被施以凌迟杀害于南京聚宝门外。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就是因“空印”事获罪而被处死。方孝孺之后让老师宋濂为其父写了《故愚庵先生方公墓铭》（基于方孝孺《先府君行状》）。
方孝孺的同乡郑士元也因为“空印案”受到牵连，他的弟弟郑士利上疏为其兄辩护，结果也惨遭杖戍，方孝孺为此特地撰写了《郑士利传》。
郑士利朝中并无任何官职，也没有什么关系户，所以不怕连累谁、得罪谁，他把“空印案”的前因后果以上书的形式，他说：“自立国至今，未尝有空印之律”。不过，郑士利怕被迁怒所以言辞委婉，甚至在上表文里对朱元璋不乏有溢美之辞。
朱元璋最后虽然知道了空印案的来龙去脉，但并未息怒，反而让郑士利去劳动改造了。毕竟官场上的这些“暗箱操作”就是在挑战龙威，这更让他想起自己曾经云游民间时所遭受的疾苦。
再说方孝孺，他之所以请老师为自己的父亲撰写墓志铭，之所以替郑士利写传记，最主要的还是为自己父亲方克勤洗白罪名。无疑，在方孝孺眼里，“空印案”就是冤假错案。
方克勤是被冤杀的清官吗，“空印案”果真是冤案吗？非也。
一言以蔽之：朱元璋惩亡元之弊，将铨选考课核实的制度设置的十分仔细，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贪污腐败。
当户部审核与地方造册账目不一致时，地方官吏就以路远和失误作为借口带上提前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到了户部那里有驳回的地方就现场改，很明显，这就为贪污腐败提供了途径，携带“空印”就造成了“奸吏得挟空印纸，为文移以虐民”的后果。
并且，明初承袭元末风气，“仕进者多赂遗权要，邀买名爵，下至州县薄书小吏、非财路亦莫得而进。及到临事，辄蠹政鬻狱，大为民害”。所以朱元璋千防万防，还是为了“清明”。
那么方克勤是不是被错杀？按照方孝孺的说法，方克勤的贪污是下属程贡诬告。彼时方克勤可是因为治民有方被朱元璋经常称赞，可此后没多久，就被程贡告发贪污，是不是事有蹊跷？程贡若不是拿着十足的证据，又怎敢诋毁皇帝面前的红人，岂不是自寻死路？
太祖尝曰：凡有大狱，当面讯，防构陷锻炼之弊。故其时重案多亲鞫，不委法司。
但凡明初大案，朱元璋都要亲自过审，而在老朱亲自问讯的情况下，方克勤最后的结局是“不与辩，遂得罪，谪江浦”。也就是自己认罪伏法。而受此牵连的“空印案”，最后在朱元璋的“面讯”下，“空印”罪名自然是基本成立的，不属于冤案。
“重绳贪吏，置之严典。”朱元璋为了惩治官场乱象，除了大案要案亲审之外，辅之以严刑峻法，最终许多贪污腐败者自此不敢妄为，形成了“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的盛世，其做法不可谓不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