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建立明朝后，面对统一的封建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诸多措施，企图恢复国家元气，增强明朝国力。在考虑到多民族共存的前提下，朱元璋和朱棣父子对前朝的民族政策进行了诸多改进，并把自己关于民族管理的思想方针以祖制形式保存下来，要求其继承者循制而行，经过后世统治者的一系列增补和改进，逐渐形成了纲领性的治国方略。
总的来说，在加强中央统治，统御多民族政权方面，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坚称“华夷一家”“定天下于一”“内中国而外夷狄”，但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几千年来的“夷夏之分”，甚至后来针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方针依然存在被诟病的地方。总体来说，明朝的民族政策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汉人统治总方针，政治上以“内治外安”为目的，在其下又表现为针对北方的瓦剌、鞑靼等部落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分化措施;在西南采取改土归流，扶持弱势民族，以经济诱导和赏赐安抚等措施。
明朝统治者对少数民族的军事打击主体现在前期的开国北征，中期土木堡战役以及北京守卫战、平波战役、宁夏战役和平壤战役等。军事打击的主要目的是维护边疆，稳定新生的明帝国，如建国之初，明太祖在实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个人抱负后毅然决议北征，“元臣拥兵各边，磨牙吮血，与我为难，未尝斯须相忘”。洪武三年(1370年)春，朱元璋认为各方面条件成熟，决定进攻元朝，经过周密部署，“遣徐达为大将军，使出西安捣定西;李文忠为左副将军，冯胜为右副将军，使出居庸，捣应昌。”这次进攻不仅实现了朱元璋的战略计划，使元顺帝为首的蒙古力量再次北逃，而且俘获了元顺帝之孙女的里八剌及嫔妃，更是使黄金家族在蒙古部落中的领导权受到质疑，蒙古内部各族纷争不断，部分将领归附明朝更是直接削弱了其实力，使其再也无法对明帝国构成威胁。
至明成祖朱棣时期，几次北征更是凸显了战略的重要性。永乐八年，明成祖第一次北征，在斡难河战役中击败了蒙古族内最强大的鞑靼军主力，蒙古各部见此纷纷向明朝称臣，瓦解了蒙古部落的内部，进一步巩固了北方戍防。之后，明朝对蒙古的几个主要部落首领进行册封，用封赏和册封的方式使其相互制约，以达到相互削弱的目的。这期间，明朝在北方的统治达到了极盛时期。
万历年间，为稳定朝廷，先后发生了万历三次大征。于万历十七年，派遣李如松等人先后平定了宁夏之乱，播州之乱，瓦解了分裂势力;又于万历二十年发动了抗倭援朝的朝鲜之役，虽然这些战争消耗了国家财政和军事力量，但在维护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此外，明朝实行卫所制度，皇帝独揽军事大权，全国要地设立卫所，军丁世代相继，给养仰赖屯田。在全国设置卫所，中央设大都督府。后改为五军(即中、左、右、前、后军)都督府，为最高军事机关，掌管全国卫所军籍。遇有战事，兵部奉皇帝旨意调军，任命军官，从卫所调兵，听从上级指挥。战争结束，领兵官缴印于朝，官军各回卫所。在地方，设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置指挥使，为地方统兵长官。与前代相比，这一制度加强了皇帝的军事控制权。因此，明朝的军事实力大大增强。
明朝针对实力不同的民族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措施。针对北方少数民族，明朝统治者在遭受军事打击后，逐步扶持实力较差的蒙古各部，分化其势力，并鼓动部落间斗争。对于西南各部少数民族，明政府改革土司制度，帮助这些地区发展经济文化，给予当地首领一定的政治地位，满足其政治诉求。
西汉末年，各民族内迁，直至宋辽金元时期，我国出现了民族大融合的局面，对明太祖以及其他明朝统治者产生了重要影响。朱元璋在目睹了元朝尖锐的民族矛盾后，为巩固其新建立的明帝国，调整了民族政策。他曾经提到:“元时为官，但贵本族，轻中国之士，南人至不得风宪，岂是公道”称帝之后，他发展了爱之如一的思想，对下臣说过“朕即为华夏主，华夷无间，姓氏虽异，抚字如一”，“夫好善恶恶，人情所同，岂间于华夷”
基于上述政治思想，明太祖制定了“威德兼施”的民族策略，“盖蛮夷非威不畏，非惠不怀，然一于威不能感其心，一于惠不能摄其暴，惟威惠并行，此驭夷之道。”威是指军事上的威压、征服，德是指政治上的恩怀、德惠，即“易得怀之”，威德兼施，两手并用。
首先，明朝统治者坚信，防卫建设是国家安定的重要部分。明成祖曾经说过:“严关防，守要害，修封域，务农养武，养威蓄锐，有敌来犯，有以御之。”明朝建立之后，逐渐发展军备制度，经过几代皇帝的建设，已经形成了较先进的卫所制度。其中，卫所兵卫除战时出兵镇压少数民族叛乱外，平时需要驻守京师，巩固中央，为防卫北部蒙古族，明朝还不断发展形成了九禁关防戍卫朝廷。
其次，明政府坚持怀柔施恩的思想方针。对少数民族“宜务德为本，勿专务杀戮。”明朝统治者，在大力加强武装戒备的同时，不断进行政治上的怀恩，力争以德怀之。在招降北元将领时，大力宣传政府优待方针，在招抚失败后，才起兵征讨。其中，对于蒙古的降将等人，除赏赐衣服、牛羊、娟绣等物品外，还择土地肥美的地方对他们进行妥善安置。这些措施的实行，使少数民族放下了成见，开始接纳并称臣于明朝。
马克思曾经说过，决定一个人，一个集体，一个国家行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利益，利益是一切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明朝统治者深谙此理，在经济政策上，明朝不断对少数民族加大恩赐，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具体的体现便是朝贡制度和互市制度。
明朝实行朝贡制度，少数民族首领，土司头目以及西藏僧侣等人，必须按时觐见，携带礼品和特产参拜皇帝，以表示对其臣服。作为回馈，明朝统治者往往会赏赐礼品和财物给这些人。与其带来的财物价值相比，明朝赏赐的物品往往是其几倍，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之多。在此厚赏下，朝贡者的次数有增无减。据史料记载，从永乐到正统年间，藏族首领每次进贡不过30-40人，到成化年间，这些人数逐渐达到了数千人，而且络绎不绝。从永乐元年到隆庆四年的160多年里，蒙古各部领主向明朝入贡次数达到800多次，得到了大量的金银财物，甚至到明后期，收不抵支，依然没有取消这一制度。
经济政策上的另一种方式就是互市制度。明政府在边疆各地开设马市、茶市，与周边的少数民族展开互市贸易。这些少数民族，通过互市用自己的土特产换回他们所需的生活用品，如纸张、茶叶、布匹和猪等。因此，明朝就把互市作为控制少数民族首领的重要手段，互市的次数和数量依照各部首领对明朝的恭顺程度来定，一旦不听从明朝的命令，明朝就取消与他们的互市贸易，以示惩罚。通过这些方式，明朝从经济上掌控了少数民族的物质资产，从而使他们依附于明朝。
此外，明朝在西藏地区还通过册封法王的方式，利用藏传佛教的宗教统治工具，维持着对西藏的有效管理。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还通过完善其土司制度，对土司地区改土归流，使其汉化，在明朝一代，西南各族一直归属于明朝。
朱元璋当皇帝以后，就鼓励老百姓开垦荒地。《明会典·田土》记载，他号召老百姓“尽力开垦”，规定“有司毋得起科”。
朱元璋之所以鼓励开垦，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朱元璋特别喜欢儒家经典，他也经常和大臣们一块谈史论经，朱元璋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明白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再加上自己的亲身经历，使得朱元璋特别勤政爱民。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朱元璋对水利十分的重视。重视水利建设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农作物的浇灌，使得老百姓年年有个好收成。第二个方面，洪涝灾害使得冲毁了庄稼，房屋倒塌，人死牲亡，老百姓不能安居乐业的话，各地又会揭竿而起。
《明史·河渠六》记载，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遣国子监生及人才分诣天下郡县，督吏民修治水利。水利工程朱元璋非常的重视，他监督官员来修治水利，到洪武二十八年，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七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
作为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他知道赋税和徭役是封建统治者加在人民头上的沉重负担。朱元璋下令编制了“黄册”与“鱼鳞图册”，改变了过去征赋派役无有根据，赋役不均匀的状况。《明实录》记载，免纳田赋的诏令在洪武三十年中有近六十道之多。
朱元璋明白，国家刚刚建设，又经历过战乱。老百姓就需要休养生息，不应该给老百姓过多的赋役。解决民生问题，才是明朝初期，最大的问题。除此之外朱元璋还恤贫抑富，提倡节俭并以身作则。
朱元璋认为，农民致力于田亩，而商人以有无，手工业者专于艺业，都是不可或缺的。据《明史·食货志五》记载，明初不仅给手工业者一定自由，而且改变了元朝关市赋税繁多的状况，规定：“商税三十而取一，过者以违令论”。
朱元璋非常的重视人才，他认为“治国家，得贤才为先，贤者天下之望也”，朱元璋更是破格使用人才，只要有贤能的人，都让他们做官，管理一方。朱元璋录用人才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养其廉耻，然后可责以成功”。
朱元璋对于贪官污吏更是深恶痛绝，对于所有的官吏，朱元璋都严加监督，他赏罚分明。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坐盗官粮，发现后被处死，所牵连的礼部、刑部尚书、兵部、工部、侍郎全部都受诛，这场反腐共处死官员上万人，可见朱元璋对贪污腐败的痛恨。
从朱元璋当上皇帝以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惠民的政策，使得国家统一富强，发展了社会的经济文化，加强了国内民族友好团结。经过朱元璋的努力，并且实现了“洪武之治”，朱元璋是一位好皇帝，一生勤于政事，为明朝奠定三百年的基业。
朱元璋最大的贡献，就是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老百姓安居乐业也是一个国家的稳定的前提。朱元璋真正的做到了，国富民强。《明史·食货志一》记载，洪武元年至十六年，全国新垦田土共1805216万顷，到洪武二十六年，全国耕地比元末增加了48倍。